第五章　我们的“粮食安全观”

本章是上一章的续篇。上一章专门从如何组织商品粮生产的角度讨论了我国的粮食供应和“食物安全”问题。但是考虑到社会上还有许多关于“粮食安全”的议论，它们对我国的“食物安全”产生了严重干扰，因此在本章中叙述了我们对于“粮食安全”问题的看法。由于考虑到这些议论都是从“粮食”（谷物）的角度来讨论“食物安全”的，因此本章也撇开谷物以外的其他食物，只从谷物的角度来谈论“粮食安全”问题。

（一）什么是“粮食安全”？

□关于“粮食安全”的概念

“food security”一词是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它的准确的译法应该是“食物安全”或“食物保障”。英文food的含义，除了我们中文泛指的“粮食”（谷物）以外，还包括蔬菜、水果和干果、畜产品、水产品等所有能供人类食用的“食物”。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粮农组织，FAO）关于“粮食安全”的经典定义是：“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得到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其最终目标是“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品”[1]。不过，本章我们不谈谷物（粮食）以外的其它食物，只谈粮食。

在我国，有些人在谈论“粮食安全”的时候，一方面把问题简单地归结为“数量安全”，认为粮食总产量达到了一定数量就是“安全”的；另一方面却又把“粮食安全”的边界扩大，说“粮食安全”还包括“质量安全”、“生态安全”，等等。其实，这些说法都有悖于粮农组织的“粮食安全”定义的。首先，就全世界或一个国家而言，要“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品”，光有足够的数量是不够的。例如，人们普遍承认，当今世界的食物总供给是相当充足的，但仍然存在着8亿多饥饿人群，特别是每年大约有600万儿童死于食物短缺。世界银行指出，饥饿的关键不是缺少食物，而是贫困。可见，要确保世界或一国“粮食安全”，除了有足够的产量（“让人买得到”）以外，还必须解决贫困问题，让每个人都“买得起”自己需要的食品。

其次，至于粮食的“质量安全”和“生态安全”所研究的问题与FAO研究的“食物安全”出发点是不同的。所谓的粮食的“质量安全”实际上讲的是英文中的“food safety”（食品安全）一词，指消费者食用后是否安全，即食品的安全性能问题。它讲的是国家对食物安全性能的监督问题。FAO和世界银行讨论“food security”问题，主要是生产、储备、贸易、分配等问题。因此与FAO讲的“食物安全”不是一回事。而“生态安全”更不属于同一个范畴的问题了。

但是，在我们研究“粮食安全”问题的时候，还会遇到我国在不同情况下“粮食”有不同的含义，从而使问题变复杂了。例如，在涉及“粮食人均占有量”的时候，统计局的“粮食”定义明确包括大豆和薯类；但是，在谈到“口粮”、“粮食自给率”、“粮食进口量”、“粮食储备量”等概念时，“粮食”都包含大豆和薯类吗？或者说在多大成分上包括大豆和薯类？从实际情况看，“粮食”所包含的内容是不尽相同的。如“粮食储备”的“粮食”只指国家粮库里储存的大米、小麦和玉米，而且还不包括农民家里的储粮，更不包括其他“粮食”的储量，等等。

可见，我国关于“粮食”概念是不完全一致的。在情况A，从“大粮食”说“总产量达到5亿吨”，“粮食”包括大豆和薯类；在情况B，从“粮食储备”说，“粮食”缩小到了小麦、大米和玉米“三大件”；在情况C，从“口粮消费”说，“粮食”只有小麦和大米了。各种“粮食”概念所包括的数字相差甚多，少说也可以差上几千万吨！因此，人们有理由怀疑：依据这样的统计来决策科学吗？

□“粮食安全”是一个大系统

即使只涉及粮食（谷物），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也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系统工程（见图5-1）。

图1　国家粮食安全系统

这个示意图只是一个简化了的“流程图”。它未能显示出国家政策的重要作用，也没有表示在生产、储备、加工各个环节科技的潜在作用，以及消费者的行为（浪费还是节约）等等因素。其中，农业生产（图中“生产I”）是国家粮食安全的源头；然而要把生产出来的食物送到每一个需要食物的人的手中，却不是生产的主体（农民）所能胜任的。能否把国内可利用的所有资源（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行政和制度资源等）都充分动员起来，以较低的成本实现国家“粮食安全”，既是政府的职责，也是检验政府执政能力的一面镜子。

本章将通过国际比较，对构成粮食安全的主要环节和一些热点问题进行新的审视和探索，并且从行政管理效率的角度，进一步探讨如何提高国家粮食安全的水平。

（二）需要多少粮食才能实现我国的“粮食安全”？

这是人们长时间以来文章做得最多的一个话题。这些文章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是，粮食生产越多越好，粮食越多“粮食安全”就越有保障。实事真的如此吗？

□“人均400公斤粮食指标必不可少”的根据何在？

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人均粮食400公斤不可少”的说法，并且被我国媒体广为宣传，几乎成为不容怀疑的“底线”[2]。有的专家甚至预测，到了某个年代，我国人均粮食的需求量要达到500多公斤……。

“人均粮食400公斤不可少”有根据吗？我们一直没有看到过见诸文字的解释。只是有人含糊地说：“从世界的总趋势来看，人均占有粮食一般不应低于400公斤。”[3]但是，没有说明400公斤是如何计算出来的。我们对此一直存有怀疑。由于不同国家的气候条件和居民饮食习惯不同，各国居民所消费的食物是不一样的，以粮食来计算当然也不一样。除了很多国家的居民消费小麦、大米和玉米之外，很多国家的居民爱吃豆类（如印度）、木薯（非洲和南美洲）等食物，因此很难一律以谷物来计算。那么这400公斤的数字是怎么来的呢？显然不是根据发达国家的人均占有量来的，因为上引文的作者说，目前发达国家的人均占有粮食“已达到750公斤以上。有的国家，如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达到1500公斤以上。”[4]那么是不是按世界人均计算的呢？以2003年为例，世界谷物总产量为20.793亿吨，当年世界人口总数为63.015亿，人均占有粮食为330公斤，只相当于400公斤的82.5%。如果按这个标准计算，全世界人口岂不都处于“缺粮”的状态？然而，国际组织和很多研究者都认为，目前世界粮食供应量是充裕的，之所以目前仍有几亿人挨饿，是因为有部分人贫穷。这说明什么问题吗？是国际组织和专业研究者错了吗？

再说，我国的谷物生产业从来没有达到过这个指标。即使是大丰收的1998年，人均谷物占有量也只有366公斤[5]。若与国际通行的统计口径保持一致，以“谷物”来计算，在目前阶段，谷物供需的平衡点应该降低到360公斤以下，而不是400公斤。“谷物”的人均占有量400公斤是过高的标准[6]。

从实际情况看，近几十年来国际上存在着两种情况：一是许多人均谷物占有量在400公斤以下的国家[7]并没有出现粮荒。可见，“400公斤不可少”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二是原苏联在某些时期的人均谷物占有量非常高，却频频出现过所谓的“食物短缺”。例如，1984年苏联人口不到2.8亿，国内生产谷物1.63亿吨，又净进口谷物4140万吨[8]，人均谷物占有量达到730多公斤！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对“食物短缺”的抱怨仍然不绝于耳。可见，涉及“粮食安全”有许多因素，“人均粮食占有量”指标并非是决定性因素。

□把饲料从粮食中剔除出来，确保“口粮安全”

我国提出较高的粮食标准的原因，除了受船体思想的影响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们把牲畜吃的饲料也算在粮食之中。人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国习惯养殖以粮食为主要饲料的猪和家禽等牲畜，而且由于以往人们没有过高的要求，粮食品种也有限，人吃的粮食同样也可以用于饲养牲畜，因此人们没有讲口粮鱼饲料量分开统计的习惯。因此，一直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统计中仍然包括了用于喂养牲畜的饲料粮在内。

△口粮与饲料粮分开，有利于实现口粮优质化

然而这样做是不合时宜的。首先，随着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粮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以至于近年来政府文件和舆论频频呼吁发展优质粮食，农业部门也研制和引进了许多有量的谷物品种。这已经说明，目前我国消费者已经不满足于人畜都可以吃的粮食品种了。因而只有把饲料粮从粮食中剔除出去，才能避免人畜争粮的现象，减轻粮食生产对耕地的压力。其次，在减少居民对于粮食需要的情况下，可以有更多地耕地用于粮食优良品种的种植，才能满足居民对于优质粮食的需求。最后，在国际上，普遍通行的作法是将口粮与饲料粮分开统计。目前，我国越来越多地融入了国际社会，因此在粮食统计上也应该与国际接轨。这样做可以减少我国粮食生产的压力，有利于优质粮的生产。

△口粮与饲料粮分开，更有利于畜牧业的发展

口粮与饲料粮分开统计，对于发展畜饲养业甚至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与解决口粮问题相比，解决饲料具有更加广阔的余地。首先，为解决饲料问题，人们自然会把目光从谷物和耕地上转移出来，而更加注意从我国拥有的几乎两倍于耕地面积（约40亿亩）的草原上寻找出路。发展饲料（特别是饲草）生产必然会提到农业发展的议事日程上来。在关于粮食问题的辩论中，“肉类也是要用粮食来换的”观点颇得一些市场。其实，这是一种陈旧而片面的观念。目前，许多人工牧草的蛋白质含量远高于谷物，草食动物的饲养并不一定需要谷物来喂养。例如，每亩苜蓿的蛋白质含量可以高出玉米等谷物的蛋白质含量的五六倍之多。因此，在用人工牧草喂牛羊的同时必须添加部分秸秆，否则牲口就难以消化。其次，大力改良草场和发展人工牧草，必然促进我国畜牧业的大发展。尽管我国拥有广袤的草原、丘陵和滩涂，但是我国草场的载畜量很低。但是如果推广人工牧草就可以使草场的载畜量成十倍地增长。最后，随着我国牧草产量的增加，我国也必将逐步调整饲养牲畜品种的比例。由于受“猪为六畜之首”传统思想的影响，我国农民历来以养猪为主，居民则以吃猪肉为众。其实，这种肉食结构与我国谷物偏紧的实情相矛盾。因为与牛羊等草食动物相比，猪主要依靠谷物喂养。因此，我们应该逐步调整肉类的生产结构，降低养猪的比例，增加养牛羊等草食动物的比例。此外，多吃牛羊肉比吃猪肉更有益于人类身体健康与长寿。

□我国需要多少粮食才能保障“口粮安全”？

粮食有多种用途，最重要的莫过于人们天天要吃的基本口粮。“口粮”的概念，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各不相同。在我国大部分地区，用作口粮的是“谷物”：北方主要是小麦，南方主要是大米，藏族地区是青稞，在有些地区，玉米、大麦、燕麦、谷子等杂粮也占一定比例。有的国家还要增加豆类和薯类（包括马铃薯和木薯）。“口粮”的消费弹性非常小，供应环节一旦脱节，就会引起居民心理上的紧张和恐慌，甚至可能导致国家陷于紊乱。所以，“食物安全”的重要环节是“口粮保障”。FAO说的谷物“后备库存”，实际上指的只是口粮储备，饲料粮、加工用粮（如酿酒）等都被排除在外。原因很简单：“口粮”外食物的用途在不同国家的差异极大，不可能有国际通行的“标准”。因此，这里所说的“口粮”是指小麦、大米和玉米。

作为人口大国，我国的口粮要立足于基本自给，保持较高的口粮自给率，这个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用不着更多的论证。问题在于：我国需要生产多少粮食（口粮）才能实现“粮食安全呢？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国农民的口粮基本上不用政府操心（准确地说，政府需要负担一小部分，如用于扶贫、救济等），需要政府关心的主要是城市居民（包括进城务工人员）的实际需要量。那么，我国要养活目前的13亿人口到底需要多少“口粮”？

农业部的数字表明：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的“粮食”（加工后的“商品粮”），从1987年的259公斤下降到2004年的219.3公斤；同期，城市居民从133.9公斤减少到78.2公斤[9]；还有一种说法，2002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粮食为187.2公斤[10]。总之，平均起来还不到400公斤的一半。考虑到人们要求的“人均400公斤”粮食中实际上包括用于牲畜饲料的“饲料粮”在内，真正用于“口粮”的不会超过200公斤。因此，我们以为，我国用于保证“粮食安全”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定为200公斤是适宜的。我们在上一章中曾经指出，把饲料粮和口粮分开统计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可以减轻因企图生产过多的粮食而增加对耕地的压力，从而可以让耕地得到休养生息；另一方面，把饲料粮从粮食中剔除出来，可以大大开拓解决饲料问题的思路，因为饲料一定要用粮食来充当，特别是人工牧草的发展，它们完全可以代替“精经饲料”，因而可以从草原、草地、荒山以及滩涂等非耕地上生产出来，因此可以不用耕地来解决饲料问题。

纵览世界各国，凡是人多地少、采用小规模生产方式的国家，都难以实现有赢利的大规模的谷物生产；小规模从事谷物生产是不经济的，不利于农民收入的提高。若以过多的资金投入谷物生产，财政开支增加的边际报酬将呈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根据市场经济规律，谷物过剩必然导致“谷贱伤农”，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或者使政府背上沉重的财政包袱（如日本）。谷物储备过多，形成浪费性库存（无效库存），会造成巨大的损失。盲目增加谷物产量而过度开发农业用地，结果将是生态失衡，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以上种种得不偿失的做法，在我国可以找到许多例子，吃过许多亏。我们不能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等人均土地资源（其中一些国家还包括淡水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一样，要求生产更多的粮食。

口粮问题应该慎之又慎。我们以为，在我们这样的人口大国，东西南北各地、各族居民以及不同职业者的消费需求和消费习惯有很大差异，对于人均到底需要多少公斤小麦、大米以及其他粗粮的问题，只需要有一个大致的数量概念即可，而不需要确定一个严格的标准，以免为达到这个标准而重复对农民的指令性指标，以致影响农民的生产自主权。因为国内粮食生产时常可能因为自然灾害等原因而出现波动，这是不足为奇的事情，它可以用粮食进口来加以弥补。

（三）粮食储备与粮食安全

对于中国这么一个人口大国，建立适当的粮食储备，持续不断地供应消费者需要，无疑是非常必要的。粮食储备还是国家平抑粮食价格大幅度波动和应付紧急需要的一种重要手段。但是，如果政府建立过大的储备，则需要投入相当大的费用。这就会提高国家为确保食物保障程度而付出的成本。因此，各国都在探索适度的粮食储备。

□有关粮食储备的几个概念

根据FAO的定义，在新的作物年度开始时，可从上一年度结转下来的粮食储备量，称作“结转储备量”（carryover stocks）。这些储备是在新粮上市前市场可以得到的供给量；此时的储备量一般都小于该作物年度的其他任何时候[11]。

FAO把“结转储备量”分为“周转储备”和“后备库存”两部分：

△周转储备

“周转储备”（working stocks），是保证从产地（或进口粮登陆港口）平稳顺利、连续不断地得到供应并周转到加工厂，不断供应消费者日常需要的储备。这种储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储量呈现逐渐减少的趋势。

△后备库存

“后备库存”（reserve stocks），是除去周转储备和完全用于战略目的而进行的储备以外的全部粮食储备，用来应付因作物歉收造成的供应不足及其他意外事件等的储备。

当然，这种区分不是绝对的。实际上，哪些粮食储备是属于供应消费者正常的市场需要的，哪些是用于应付紧急需要的，并不存在明确的界限。灾荒可能引起粮食短缺，从而也会引起粮价飙升。所以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把粮食储备统称为“缓冲储备”（buffer stocks）。

△FAO推荐的粮食储备率

在上世纪70年代，FAO根据50年代以后近20年的实际状况，对实现世界粮食安全所需谷物（主要是小麦、大米、玉米三种）储备量的最低水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该研究得出了一些被广泛认可的结论：全世界谷物的周转储备量应达到消费量的12~13%，谷物的后备储备量应达到5~6%。两项合计，全世界谷物的储备量的最低安全水平为世界总消费量的17~18%。这可以使世界一年的消费量得到维持的概率达到95%，特大歉收造成供应不足的概率在5%左右[12]。

FAO推荐的谷物储备率17~18%，是指储备量与上一年消费量之比。这里还要考虑到不同品种的谷物有所区别。这个经验数字经过了几十年的检验，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世界谷物结转储备率只要高于19%，国际市场上谷物价格就明显下跌；一旦低于15%，价格就会大幅度上涨。这一指标清楚地表明，一个国家的粮食储备只要能供养全国人民生活62-66天之用，就足以保证不会因缺乏粮食而出现问题。少于这一储粮就可能出现“粮荒”；多于一储粮就可出现粮食剩余。因此，“粮食储备越多越好”的论调是没有根据的。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FAO所说的粮食“消费量”指的是“基本食品”（basic foodstuffs，实际上是指大米、小麦和玉米三大食用谷物cereals，即我们说的“口粮”），并不包括饲料粮、工业用粮等，因为这些用途的“边界”是无法确定的，因此不可能有国际标准。

□ 对“粮食储备”认识的误区

我国经常有许多人在谈论增加粮食储备规模，确保“粮食安全”的问题，但是很少人指出，我国“粮食储备”规模大大超过了FAO的标准，造成了极大的浪费。究其原因，是我国许多人在说粮食储备率时，存在着重大误区。

△粮食储备越多越好吗？

众所周知，粮食储备率=粮食储备量/当年的粮食消费量。但是人们在计算粮食储备率的时候，一是缩小了粮食储备量（分子），即在我国的粮食储备量的统计中没有包括农民家庭的粮食储备，同时又把占大头的“周转储备”排除在外[13]；二是夸大了“消费量”（分母），即把用于其它用途（如饲料和工业用粮）的谷物都归入人类基本需要的“口粮”。这样算出来的国家粮食储备率，当然就有很大的误差。其结果是：我国不但有几倍于FAO推荐的“后备库存”量（消费量的5%~6%），而且还有大大超过包括“周转储备”在内的推荐量（消费量的17~18%）。我国很多人总以为粮食储备多是好事，多多益善。殊不知过多的粮食储备造成了大量浪费性库存，使国家用于粮食储备的费用大大膨胀，每年浪费（不算合理的自然损耗）的粮食和资金惊人。

△“储备粮食”动不得吗？

FAO的表述很清楚，在新粮上市前，由于要供应市场需要，因此该种粮食的储备量不断减少，以至最终减少到该作物年度的最低水平。这就意味着储备的粮食总要“常进常出”，吐故纳新。当新产的粮食入库以后，置换出以前生产的“陈粮”，以保持储粮的新鲜度。因此所谓的“挖库存”，实际上是一种正常现象。国家储备粮库不应当是“守财奴”式的“管家”。可是，有一种意见认为，粮食是一种“战略物资”，因此它的“储备”是不能动的。这种说法有悖常理。“战略物资”是指它的重要性而言的，粮食无疑是重要的“战略物资”；而“储备”是指“（物资）储存起来准备必要时应用”[14]。因此“粮食储备”的目的是，以备在遇到战争或重大灾害时使用的。这就是说，作为战略物资“储备”的粮食是为了急需时使用的，不是不能动用的。而且粮食这种“战略物资”与钢铁、铜等其他无生命的“战略物资”不同，储存在国家粮库里的麦粒、稻谷等粮食仍然是活着的生命体。生命体是要呼吸的。因此粮库必须有调节空气和湿度的现代化设备来保证“储粮”的质量。否则，如果空气和湿度不合适，储存粮食的品质就会渐渐下降，变为所谓的“陈化粮”[15]，以至最后失去任何利用价值，变得分文不值！事实上，正是由于我们忽视了“粮食是活着的生命体”这个事实，才导致了我国“粮食储备”始终存在着令人痛心的现象：一方面，在粮食并不十分富裕的情况下，把大量的粮食以“战略物资”的名义封存在粮库里不准动；另一方面，又不对粮库进行必要的投资和建设，最终导致“储备粮食”大批报废。

据报道，2002年初全国粮食系统超期储存的粮食和“陈化粮”占国家粮食库存的比例高达30%左右。由于我国粮食储备的基数非常大（2002年约为2.4亿吨）[16]，这30%就意味着7200万吨的损失，相当于当年粮食总产量的16%！如果考虑到粮食生产过程中耗费的耕地、淡水、种子、肥料，以及所用的劳动力，7200万吨粮食从播种到收获，一直到收购进仓的代价是多少？

这样的事件年复一年地发生，几十年来损耗的粮食有多少亿吨？然而，这一切都是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挡箭牌下发生的！现在有多少人在为增加粮食产量出谋献策，可是又有多少人意识到过量储备给国家带来的巨大损失和危害？更不能理解的是，有关责任人却从不被公开曝光，更没有得到应有的追究和惩罚！应该告诫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打着“储备粮食”旗号浪费粮食，同样是一种犯罪行为，是对国家、对人民和对农民的犯罪！粮库有责任保护好储备粮食，减少储备粮的损耗同样是对增加粮食有效供给的贡献。

因此，我们以为，“储备粮食”不仅是可以动的，而且也必须周转。但是储备粮周转应该考虑以下原则：（1）国家储粮的多少应该取决于对国际形势、气候变化趋势、国际市场对粮食需求形势等的正确估计；（2）国家储备的规模要适当，“够用并适当有余”，不是“越多越好”；（3）不同粮食的组合要有恰当的比例。由于居民消费习惯不同，对于某个地区来说，小麦、大米储备没有完全的替代性；（4）仓储设施必须实现“现代化”，国家对各种储备粮食必须规定合理的“保质期”，在保质期满以前必须更换；否则，“过期报废”。

△ 农户的“粮食储备”不是储备？

陈锡文指出：我国有2亿多个农民家庭，“农民的粮食库存数据也应该是比较大的”，但是“国家掌握的总库存中历来不包括农民的总库存”[17]。这就是说，按照我国通常的概念，只有储存在国家粮库里的粮食才计入“粮食储备”。但问题在于：由于资金不足、仓容不足等原因，国家粮库没有收上来的粮食，国家必要时不也可以用来补充“粮食储备”吗？“民代国储”，不但可以节省很大一笔维持费用，而且可以大大减少粮食的损耗。

其实，农民代替国家储存一部分粮食在很多国家里都有。例如，在美国，《1977年谷物和农业法》制定了农场主拥有的储备计划。按照该计划规定，政府的农产品信贷公司与农场主签订合同，政府向农场主提供储存费和无追索权贷款；农场主则以谷物为担保，把它们储存在自己的农场或商业性仓库里，并保证储存谷物的质量。这种代储计划的好处是，既保证了国家的粮食储备，又降低了国家的谷物储备费用[18]。

□ 粮食储备与粮食安全的成本

事实证明，我们即使不考虑上述“储备粮”霉变、腐败等损失，正常的“粮食储备”也是要付出很高的代价的。我们无法找到国家粮食库存的官方统计，只是偶然看到官方人士透露的一些资料。例如，陈锡文说，“2001年初的时候库存最高，大概是5200亿斤（合2.6亿吨）”[19]。他还说，1993年底到1994年，“国家的粮食总库存低于2200亿斤（合1.1亿吨）”[20]。对比FAO的估计数[21]，陈锡文的说法虽有些差距，但并不“离谱”。

有一点可以肯定：我国粮食储备的规模远远高于FAO推荐的水平。在粮食储备方面，我国是举世无双的“超级大国”。根据FAO的估计，我国谷物储备大致超过世界总量的2／5，最高的年份甚至接近一半[22]，而我国的人口刚超过世界的1／5。FAO估计的我国谷物结转库存，2000年达到了3.1亿吨的高峰[23]，大约相当于我国13亿人一年对口粮消费的需求；即使是在2004年（即被称为连续3年“挖库存”之后），仍然达到1.65亿吨，约为我国谷物年产量的2／5。这些数字表明，我国粮食安全的实现程度高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同时也反映出：我国实现“粮食安全”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

降低我国粮食储备的成本，关键的一条是转变观念，实现谷物储备从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的转变。在限制谷物储备数量的同时，要特别强调提高管理者的能力，完善基础设施，调整粮库布局，加速仓储设施和装备技术的现代化，提高储备粮的品质，实行周转储备和后备库存合理分工，使储备真正起到调丰补歉的“蓄水池”作用。

□ 我国需要多少“储备粮食”？

国家必须有“储备粮食”，以便应付必需时用；但是决不能过多，太多了便会造成浪费。那么，国家的储备粮以多少为好呢？

按照FAO的标准，一个国家的“谷物储备量”只要保持在当年谷物消费量的17-18%以上就是安全的。显然，FAO的标准是指全国而言的，并不专指哪一级的储备。

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我国绝大多数农民并不需要政府提供商品粮，中央政府建立的粮食储备基本上是为了维持城市居民的正常消费需要的。包括一亿多进城务工人员在内，我国目前城市居民的总数不超过6亿人。如果以人均年消费200公斤的标准计算，需要食用谷物（小麦和大米）不超过1.2亿吨，即使按这个消费量的18%（这包括了周转储备）计算储备率，目前政府的粮食储备只要保持在2200万吨以上就是安全的。因此钟甫宁等建议建立3000万吨后备储备的建议是可以接受的[24]。

其实，国家“粮食储备”只是国家应付急需的一种手段，因此无需将全国人口所需的口粮全部储存在国家粮库之中。日本的做法值得参考。日本为了国家的粮食安全，做到大米（口粮）完全自给，而小麦、玉米等谷物、饲料、工业用粮的2／3要依靠进口。日本政府为了保证粮有足够的食安全储备，甚至通过《新粮食法》将粮食安全储备法制化。日本的做法是以政府储备为主，民间为辅，规定储备量为150万吨（上下浮动50万吨）。因此，日本法定的粮食储备量最多也就是200万吨。我国的总人口是日本的10倍，目前的城市人口是日本人口的4倍左右，对照日本的标准计算，我国目前如此巨大的粮食储备实在没有必要。

（四）节约粮食与粮食安全

上面我们讨论了粮食这种特殊商品或“战略物资”在储备过程中的严重浪费现象；本节我们将讨论粮食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浪费现象。国家的粮食储备太多，只会增加国家的财政支出，浪费钱财，糟蹋农民用血汗换来的成果；减少粮食在消费过程中的浪费，本身也是增加粮食有效供给的一种途径。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现在很多人都在为增加粮食产量献计献策，但却没有那么多人关注粮食的节约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减少收获和储存过程中的浪费现象

由于我国在粮食的收割、运输和贮藏过程中使用的手段和设备落后，大量眼看到手的粮食不能及时地收割，掉粒的现象特别普遍，在运输的过程中又有大量的谷粒在途中丢失。这同样是一种巨大的浪费。更有一些由于贮藏设备不完善，仓储的粮食被鼠吃和霉烂变质的现象非常普遍，损失不计其数。据专家们粗略估计，仅仅是生产、运输和贮藏过程中的损失不低于谷物生产总量的10%，即5000万吨左右。还有人估计，我国现有老鼠40亿只，每年损失的粮食多达2000多万吨[25]。为此，我们必须下力气提高农村中的收割、运输和贮藏设施的现代化，保护即将到手的劳动果实。至于这方面的投资，我们可以参考其他国家的做法。在许多国家中（如美国），政府为农民建造粮库等设施提供专项贷款，鼓励农民加大这方面的投资[26]。

□为“节约粮食”立法，遏制浪费粮食现象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我国自古以来就提倡节约粮食。“子弟须敬惜五谷。地上及水盆中有米谷遗粒，必取食之，饭及小食，不得粒屑遗漏。”[27] 这固然是粮食比较匮乏的古代留下的遗训，然而现在我们的粮食也不富裕，为什么有不少人把这些古训弃之不顾，而且简直是反其道而行之了呢？现在，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去饭店吃饭，酒足饭饱离开时在餐桌上留下的都是大量“残羹剩饭”，造成了极大的浪费。挥霍、浪费是一个“无底洞”。因此，我们应该制定法律，让节约粮食逐步成为国民的一种公德，养成人人节约粮食的习惯。

如果不珍惜粮食，不合理用粮，不要说“人均400公斤”，就是600公斤也打不住。有调查表明，“普通餐馆一桌饭菜一般至少会剩下10%甚至更多，一家餐馆平均每天就要倒掉50公斤剩饭菜。”据估计，“全国30余省（自治区、直辖市）一年在餐桌上的浪费就高达600亿元”，真是触目惊心！[28]这些食物凝结了农民的多少血汗？不懂得珍惜食物的民族，不能说是一个理智的民族。

在这方面，倒是外国人为我们做出了“节约粮食”的榜样。例如，在富冠全球的瑞士，人们仍然保持着珍惜每一块面包的好习惯，绝对看不到我国许多食堂、餐馆里那种糟蹋粮食、铺张浪费的现象。“在吃的方面，瑞士人绝不摆阔，那里的餐馆不允许顾客浪费，对于浪费者甚至可能会罚款”[29]。

△ 坚决制止公费吃喝风

目前，在浪费粮食中起重要作用的“公款吃喝”。每年全国用公款支付的“餐费”到底有多少，没有官方统计。有的是各种各样的估计数字，多者三五千亿元，最少的也有一两千亿元之巨！总之，这肯定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目前，这股风气很难制止得住。因为它已经远不是吃饭的问题。实际上，“公款吃喝”已经成为下级贿赂上级，上级拉拢下级，官员之间“正常交往”的一种手段。由于吃饭用公款买单，不用自己掏钱，而且能够挑好、挑贵的吃，因此“不吃白不吃”，“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于是“公款吃喝”就成了风气。此风已成“顽疾”，难改！

其实，也不尽然。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国外此风长不起来的原因，并以此效法，此风定能在短期内销声匿迹。人们注意到，国外请客的时候，每个人自己点菜，吃多少点多少，绝无浪费可言；饭后买单的时候，主人只为客人付账，而所有的陪客都按“AA制”买单。只此一招，绝无其他绝招。我们相信，只要我们严格执行类似的做法，这一招定能百分之百地制止“公款吃喝风”。可以设想，以目前我们的公务员工资水平来讲，他一周的工资都未必能支付得起这一顿的饭费。如果严格执行，谁还会去吃这顿饭呢？！“公费吃喝风”一旦被刹住，国家的廉政建设也就有了希望。不仅如此，公款吃喝没有了，目前我国如此昂贵的餐饮价格也必然会降下来。因此，这是利国利民的招数。老百姓定会拍手称快！

△改进粮食消费方式，提倡自助餐

“中华食文化”精深博大，有很多值得提倡之处，但是也确实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例如，在各种美食的加工过程中，很多宝贵的食物被当作“废料”抛弃了，造成了很多浪费。即使在普通食物的加工过程中也需要提倡采用科学的方法。如，在口粮中适当增加“粗制粮”（如全麦面粉、糙米）的比例。在许多发达国家，用全麦面粉烤制的面包占着很大的比例，它不仅符合节约原则，而且营养更丰富、更全面。国内一些超市已经开始供应富含维生素的糙米，但还需要政府大力鼓励和推广，通过舆论工具加强宣传。

此外，中国人的进餐方式也亟待改进。在传统上，进餐的人坐在一张桌子周围，主人点上一桌菜放在餐桌中间，人人拿着筷子在菜碟中“涮筷子”取食，既不卫生，也不文雅。加上中国人好客、爱面子，总以为菜点少了，餐桌上吃得光光的没面子，因此要尽量多点菜，剩得越多越能表示“热情”。结果，每次请客都要浪费很多食物。再说，这种进食方式也为传染病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中国人（包括外籍华人）之所以感染肝炎的比例名列世界前茅，与这种进餐方式不无关系。因此我们建议，要移风易俗，改革中餐的进餐方式，努力推广既卫生又节约的自助餐进餐方式。我们相信，这一改革将为国家节约大量的食物和金钱。

△鼓励民众喝果酒，少喝烈性酒

中国人似乎历来爱酗酒。特别是现在请客成风，有宴必有酒；有酒，即使不喝醉，也得喝个够，喝到晕晕糊糊；上班发蒙，开车肇事。在所谓的“酒文化”的鼓吹下，酿酒业已经成为国内最赚钱的行业之一，以至于各地几乎都有酿酒厂，不是烈酒厂，就是啤酒厂。不知道每年有多少粮食被酿成了酒，不仅浪费了粮食，还耽误了很多事儿。因此，这种“酒文化”应该改一改了。应该鼓励国人多喝果酒，少喝烈性酒。目前，我国水果生产得到了大发展，很多水果的销路成了问题，因此发展果酒，不仅能为果农带来发展机会，而且果酒对身体有益。政府应该采用税收、价格等经济手段，积极鼓励发展葡萄酒等果酒的生产，同时限制使用粮食酿造烈性酒。为此，农民应该努力发掘当地的特色资源，利用闲置的丘陵、山地推广栽培适宜酿酒的作物（特别是各种葡萄），以利于增加农民的收入。这将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五）粮食进口与粮食安全

□ 我国应该适当增加粮食进口

我们确实不能指望外国来解决我国十几亿人的“口粮”问题，这是不现实的；但是过分强调在粮食问题上自力更生也是不合时宜的。有人认为，进口粮食有“养不活自己之嫌”，因此主张“自力更生”。其实，粮食是一种商品，进口粮食正如其他的商品贸易，不足为奇。当然我们未必同意“大规模进口粮食”的提法，因为这个说法缺乏数量概念。但是我们以为，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每年进口四五千万吨（约占目前年产量的10%-13%）粮食是可取的。我国进口粮食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名正言顺的。进口粮食就等于进口我国匮乏的土地和淡水资源。我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5，而且人均淡水资源也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我国必须用世界9%的耕地面积的养活世界总人口的21%。我们既要依靠现有的资源来养活全部人口，又要让农民都富裕起来，显然是困难的。然而，虽然耕地和淡水资源不能进口，但粮食却是可以进口的。进口粮食间接地等于进口了土地、淡水资源，从而可以缓解我国这两种资源缺乏的程度，有利于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因此，多进口一些粮食，利大于弊，这是显而易见的。

□ 粮食进口多了，“农民干什么”？

我们主张增加粮食进口，可是有人问：如果进口粮食多了，农民干什么？其实，提问的人基本上仍然把农业只看作是生产粮食的产业，农民就只能生产粮食。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看法。正是这种看法加深了我国农业的低效益和农民的贫困。现在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农业不只是种粮食，农民不能单靠小规模的生产方式种粮食致富。

其实，对于农民不种粮食“干什么”的问题，农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答案。多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了农村进入城市打工，即使仍然留在农村的农民也越来越多地转向粮食以外的其它农产品的生产。农民认识到，粮食以外的农产品生产是农民致富的广阔天地。少种粮食，这是农民的选择。在社会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承认，在当前生产规模非常小的条件下，生产粮食没有比较优势，农民靠粮食生产是富裕不起来的，转而建议农民走多种经营的道路。与此同时，主张减少农民的人也越来越多。实际上，农民从粮食生产中解放出来，从事农产品的多种经营，或走进城市已经成为时代的潮流，并且在以后很长的时期内，这股潮流还将席卷整个中国农村大地。农民大批放弃农业与粮食进口无关。

□粮食进口的风险有多大？

国内许多人担心，粮食供应过多地依赖世界市场会有风险。一般地讲，这种担心不无道理。粮食是商品，粮食贸易和其他商品贸易一样，会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粮食贸易的风险并不比其他商品贸易大多少。

△粮食进口的最大风险在于自然灾害，不是战争

粮食贸易的风险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灾荒，二是战争，三是禁运[30]。其中，灾荒在世界各地频繁发生，风险性最大。因为迄今为止，农业基本上仍然是靠天吃饭，受气候变化影响很大。例如，自1995年以来的10年内，世界谷物产量增产与减产个5年，世界总产量波动中上升：1996-1997年和2003-2004年分别增产1.7亿吨和2.2.1亿吨以外，2001年少有增产；其余年份都处于减产状态，共计下降了一亿多吨，其中，2002年减产最多达5200万吨。其次，战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固然很大，一旦发生战争（包括局部战争），或者是由于运输受阻，或者是敌国的封锁，粮食进口得不到保证。但是，在冷战结束以后，虽然区域性战争不断，但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世界性大战打不起来。因此，对于我国的粮食进口而言，最大的风险来自自然灾害，而不是战争。但是，只要我们的粮食进口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即使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或者国际形势剧变，我们仍然可以依靠国内生产的粮食来进行调节，不至于发生大的饥荒。

△粮食禁运不会对我造成威胁

很多人担心，粮食进口多了，害怕美国人对我进行粮食禁运。应该说，这种担心也不无道理。因为在历史上美国曾多次采用过这种手段。然而历史证明，美国的粮食禁运（特别是1980年对原苏联的禁运），不仅没能制止原苏联对阿富汗的占领，反而使苏联打开了从西欧和北美进口粮食的渠道，从而摆脱了它对美国粮食的依赖。其实，禁运的效果取决于禁运物资的垄断程度。禁运国对禁运物资的垄断程度越高，禁运的效果越好。粮食是任何国家都能生产的，因此，美国对我禁运，我可以从别的粮食出口国进口，因此美国难不倒我。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在西方世界还有较大影响的时候，西方的粮食出口国就可以违反对美国的承诺，而在暗地里把粮食卖给苏联；在世界各国都眼睁睁地盯住中国这块大市场的今天，还会有哪个国家会伙同美国对中国实行粮食禁运呢！时代不同了，美国不可能对中国故伎重演。因此，美国对我禁运的危险也是不存在的[31]。

□进口粮食对世界粮价的影响

有人说，世界可供出口的粮食只有2亿多吨，能承受得起中国大量进口粮食吗？而且中国的粮食进口会造成世界粮价的飙升。确实，近年来世界粮食市场上可供出口的贸易量在2.4亿吨左右。但是世界粮食市场供应取决于需求。一旦需求增加了，供应自然会相应增加。因为目前世界粮食生产还有相当大的增长余地。只要中国增加粮食进口的透明度，各国粮农都会根据中国的需要扩大粮食生产。因此无须对世界粮食供应量担心。

至于中国大量进口粮食可能对国际粮价产生一时的冲击，但是只要我们逐步增加进口量，并增加粮食进口的透明度，这种冲击很快就会平息下来。因为粮价取决于粮食的市场供应量。一旦国际粮食市场供应增加以后，价格就会回落和稳定下来。作为证明，1973年原苏联突然在美国市场上大量采购粮食的举动，使当年和第二年的世界粮价猛涨了一倍以上。但是，一旦苏联的粮食进口相对稳定下来后，国际粮价很快就平抑了下来。直到今天，世界粮价仍然徘徊在1974年价格以下（参见表5-1）。

表2　1970-2003年间世界小麦产量与价格的变化

注：大米和玉米的价格变动趋势和小麦基本相似。价格以现价美元计。

资料来源：小麦产量根据《粮农组织生产年鉴》。价格数字引自World Bank: Price Prospects for Major Primary Commodities, 1990-2005. Vol. II (1993) 和 World Bank: Commodity Markets and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Nov. 1998

□关于粮食进口的几点建议

△逐步增加粮食进口，保持粮价相对稳定

中国是一个大国，如果猝不及防地从国际市场上大量进口粮食，势必引起世界粮价一时上扬，从而损害其他粮食进口国的利益。为了保持国际市场粮价的稳定，我们应该逐步地、平缓地增加进口量，并防止进口量的大起大落。粮食进口大起大落，不仅对自己不利，也会扰乱世界粮食市场。例如，1995年我国进口小麦猛增至1260.2万吨，1997年又下降到282.6万吨（FAO数字）。与此相适应，1996年国际小麦价格上升至207美元/吨的历史最高点，比1994年猛增41.8%，而1998年的小麦价格有骤降到121美元/吨的低点，比1996年下降了17.1%。可见，这种带有投机色彩的粮食进口，给国际市场造成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感，结果损害了其他进口粮食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对自己也不利。

△加大粮食进口的透明度，促进世界粮食市场的供求平衡

有人主张对我国粮食进口的数量采取保密的态度，以为这样可以购买到便宜的粮食。其实，这种做法于人于己都不利。国际市场粮价上涨是因为市场求大于供，而不是各国生产不出粮食来。专家认为，世界粮食供给还有很大的潜力[32]。如果我们把进口粮食的数量公诸于众，粮食出口国的农民就可以根据这种需求变化，安排来年的粮食生产计划，从而使来年的国际粮食市场基本实现供求平衡和价格稳定。相反，如果我们始终对粮食进口量秘而不宣，各国农民由于掌握不住世界粮食需求而不敢贸然增加产量，其结果必然保持市场的求大于供的局面，因而粮价始终会保持在高价位上。这种策略不仅会损害自己的利益，而且也会损害其他进口粮食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我们不能作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因此，公开宣布我国粮食净进口国地位和进口数量，不但不会增加我国粮食进口的风险，反而可以降低风险。

△实现粮食进口的多元化

公开承认我国粮食进口国地位的另一个好处是，在各粮食生产国为适应我国粮食需要而增加对世界市场上的供应量以后，我国不仅不会被某个粮食出口大国牵着鼻子走，反而可以从中得到好处。因为在世界市场粮食供应充足的条件下，不仅市场价格趋于稳定，而且我国作为大进口国，无论在粮食品种和质量上还是在粮食价格上都有挑选的余地。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不是我有求于他人，而是他人有求于我。这种形势会逼迫各粮食供应国从自身利益出发，与我搞好关系，个别供应国也就不可能垄断对我的粮食供应。因此，我国的粮食安全环境是有保障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积极开展“粮食外交”，充分利用出口国之间的竞争，不但要与美国，而且要与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阿根廷以及泰国、越南等建立粮食贸易关系，实现粮食进口渠道的多元化。这种局面可能促使主要粮食出口国的农场主形成一个有利于我的利益集团，从而有利于我实现“粮食安全”。

△力争在有利的条件下与美国签订长期谷物协定

    由于美国是世界最大粮食出口国，它的粮食出口总量约占世界粮食出口量的四成以上，因此我国进口粮食少不了与美国打交道。尽管美国经常采取措施使“粮食问题”政治化，可能使我粮食进口面临多变的局面。但是一般地说，不管政府如何更迭，政策如何变化，美国政府签订的协议它都是会遵守的。证据之一，即使在1980年对苏粮食禁运时期，美国仍然履行了美苏之间的长期谷物协定规定的谷物供应义务。为了确保我国的粮食供应，我们可以在谈判中争取有利条件，与它签订长期谷物供应协定。在这种条件下，即使中美关系出现问题，我们仍然可以得到协议规定的粮食供应量。

（六）政府与粮食安全

□ 政府在确保粮食安全方面的关键作用

要使“粮食安全”得到更好的保障，需要国家在体制上进行创新，加快国家体制改革的步伐，对农业行政机构和职能进行合理的调整，进一步提高政府的效率，更好地为农业发展服务，为我国亿万农民致富提供更好的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

根据FAO最初的《约定》，粮食安全首先是要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生存和健康所需的足够食品。后来，这个定义有过一些修改，主要是强调了减少贫困的重要性，要使任何人能够“买得到、买得起”所需要的食品。这里强调的，就是政府要做的大事：一是确保全国人民买得到有利于健康的食品；二是使所有的人（特别是低收入者）能够买得起所需要的食品。

有人说，农民应该多种粮食，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这个说法不妥。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是国家（包括各级政府）的责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拥有生产的自主经营权，他们有权根据市场需要，为取得最大利润而决定自己的生产计划。因此，农民考虑到自己家庭对粮食的需要用少量土地来种植一部分粮食以外，他会将其他土地用于种植更能赚钱的作物。只有在种粮食能够取得更多收入的情况下，他才会考虑扩大粮食的播种面积。譬如商品粮生产特区的农民估计多种粮食有利，他们就会扩大粮食生产面积；否则，他们就会收缩粮食生产。而国家从其基本职能上讲，它负有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为了实现保障“粮食安全”的目标，各级政府机构必须制定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制定有利于粮农扩大粮食生产的政策，确保国家生产出适当数量的粮食，加上计划的粮食进口，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否则，粮农就不会按照政府的需要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因此，在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方面，国家负有最重要的作用。

□ 提高物流效率，确保粮食的紧急供应

从增强国家粮食安全能力的角度来看，我国政府在机构设置和职能分工等方面，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的阴影，人为割裂了“从田间到餐桌”的产业链条。仔细研究一下图5-1，我们可以明白：整个供应链涉及到我国许多“主管部门”——从农业部、商务部、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家粮食局到财政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等等。许多部门之间的分工不清，职能重叠，程序复杂，部门间协调不够，工作效率低下。而且人为地割裂产业链，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脱节，远不能适应我国农业一体化发展的需要，不利于国家粮食安全的大局。

国家粮食安全的成本（代价），不仅体现在生产过程本身，而且取决于物流的效率。环节越多，成本越高。国际经验表明：各国政府保障粮食安全的效能，取决于政府各部门的协同能力及其综合效率。如前所说，原苏联在人均谷物占有量730多公斤的情况下还闹“食物短缺”，损耗、浪费、物流不畅和官僚主义等都是重要的原因。

我们认为，政府应该承担（或主要承担）后备储备的部分，即相当于现在的“国家专储”；周转储备则主要让商业系统负责，有政府监管。国家和商业系统必须确保储备粮的质量，及时周转、更新，由国家财支付一切费用，同时接受审计监督，坚决杜绝“账面库存”、虚假库存。为此，建议全国人大就国家谷物储备立法，根据储备的性质由各级政府或有资质的商业企业实施；凡有违规者，应受法律制裁。

国家应该对保障食物安全需要的基础设施进行现代化改造，加强粮食进口用的专用码头、粮食供需信息系统等的建设。后备粮库（包括商业用周转粮库）要合理布局，提高档次，确保国家在需要粮食的时候能够迅速调运。高效的“粮食安全”体系，必须能够对任何缺粮地区做出快速的反应，保证在有灾之年能够把粮食送到急需的地方去，保障供给，稳定市场，平抑粮价，从而切实保证全体消费者能够“买得到、买得起”需要的粮食。

□ 减少贫困，确保每一个人的“粮食安全”

前面已经强调指出，保障食物安全不仅是“生产多少粮食”的问题，而且更是能否保证每个公民有能力买得起他们所需食品的问题。举例来说，即使在大丰收的年份，某个偏远山区的老百姓受了灾，信息不畅，交通运输不便，政府不作为或甚至瞒报灾情，侵吞救灾物资等等，都可能引起局部地区“粮食不安全”。要让每家每户都能买得起所需的食品，更涉及到贫穷地区居民减少贫困的问题。这就需要国家组织力量，帮助贫困地区通过发展经济的方法，使当地居民逐步摆脱贫困，使他们能买得其所需的粮食，从而确保每一个家庭不因贫困而受到饥饿和营养不良的威胁。具体地说，我国目前仍有大约2000多万人没有摆脱贫困，不能得到足够的食物。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为了建设和谐社会，体现社会公平，我们在努力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应该更多地关注低收入者的生存状况，确保这几千万人也能分享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成果，保证他们的“粮食安全”是政府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

□ 创造实现“粮食安全”的良好国际环境

就一个国家来说，“粮食安全”基本上是国内问题。但是，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也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因为很少有国家在粮食问题上能够完全独立自主的，不是因为粮食生产不足而需要从国际市场进口粮食的，就是因为粮食生产过剩而必须向别国出口粮食的。因此，世界粮食生产形势和国际局势的稳定是影响各国“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

对我国来说，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国际因素主要是，区域性战争和国际贸易摩擦。因为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我国不应该在粮食问题上持自力更生的政策，而应该尽可能少种一点粮食，将土地腾出来生产高价值农产品，然后以高价值农产品出口换回国内需要的粮食。因此我们应争取国际的和平环境和正常的贸易环境。因此，对我国“粮食安全”影响最大的是由区域性战争和少数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导致的粮食贸易的受阻，甚至中断。换句话说，区域性战争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是最有可能影响我国粮食进口的因素。它们可能阻止粮食贸易的正常进行，切断粮食进口的粮源，最终影响我国的粮食进口。

作为经济迅速增长中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我国应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应该团结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反对霸权主义和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框架内，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维护粮食的自由贸易，确保我国所需的粮食进口。同时，我们也应该开展积极的“粮食外交”，使自己成为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积极倡导者和模范实践者，要努力通过发展增强各国确保“粮食安全”的能力，尽早实现“人人都有饭吃”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