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

第六章 发展教育与科研，促进科技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

□加强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关键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尤其不发达，全国62%以上人口在农村。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79年，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的人超过95％。15岁以上人口中仍有文盲8507万人，其中3/4分布在农村。2003年，我国农村从业人员中受过各种职业技能培训的仅占9.1％。就文化素质来看，与国外相比，尤其是与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大部分农场主都是农学院毕业生；德国农民中有67 % 的人是大学毕业生，53.2%的人接受过二至三年的职业教育；2000年，日本农业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67年，大学生占农民总数的59%以上。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整体受教育水平偏低和专业技能缺乏是现阶段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主要特征。农村能否如期完成建设小康社会的各项任务，对全国来说举足轻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我国城市与农村发展差距在拉大，农民人均收入增长远远落后于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农村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事业远远落后于城市。当前，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这主要是农民的科技素质低，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推广率低，发达国家科技成果的转化率80%左右，而我国仅30%左右。绝大部分科研成果得不到有效的推广和利用，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广大农村、农民对不少先进的科技成果，难以认识和接受，大量的科技成果不能转化为生产力的结果。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增收问题，农民增收的背后实质上是农民素质问题。可以说，受教育年限偏低和专业技能缺乏是造成农民贫困和收入增加缓慢的主要原因。因此，加强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关键。建设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

第一，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是由农民作为农业现代化的主体地位所决定的。

农民是农业现代化的主体，农业现代化对农业劳动力智力结构提出了新的和更高的要求。大力发展农业教育则是满足这一要求的最有效途径。因为农业教育是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它能为农业现代化提供受过适当文化教育的劳动力。这正如美国农业经济学家梅尔所说：“农业发展的所有方面都是以能否有效地建立广泛的教育体系为转移的。”领先步入农业现代化的国家，几乎都无例外地重视农业教育，重视农业科学技术的普及，重视为农业发展培养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不断提高农业劳动者的智力结构层次及其质量。

第二，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是迅速增加农民收入的必然要求。

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与农民收入的关系极为密切。微观上农民文化程度越高，户均收入也越多；宏观上农民文化程度指数越大，地区农民人均收入也越高。据国家统计局1989年对6.7万户农民的跟踪调查，文盲户人均收入443元，小学户543元，初中户616元，高中户640元，中专户741元，说明对每一个农户来说，文化程度高者人均收入也多。又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资料统计，1993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在600元以下、600～800元、800～1 000元、1 000元以上的四类地区，农民文化程度指数分别为5.47年、6.54年、7.03年、7.19年，说明文化程度指数高的地区，其农民人均收入也较高。农民文化程度对其收入构成也有影响，一般情况下，农民文化程度高者，商品意识强，择业门路广，因而来自农村二、三产业的收入也多。根据1989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的结果，不同文化程度农户从事农村二、三产业的收入，文盲户、小学户、初中户、高中户、中专户和大专户分别为455元、642元、757元、811元、986元、1 135元，占农户现金总收入的比重分别为58.8%、66.8%、72.5%、73.2%、77.5%和81.9%，说明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农民，获得的货币化收入较多。所以，要迅速增加农民的收入，实现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大力提高农民的素质，特别是科学文化素质。

第三，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是实现农业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必然要求。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是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措施，也是迈向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的最有效途径，是依靠现代工业装备、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手段来武装农业，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而先进装备、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手段在农业上的应用，最终都要通过居于农业主体地位的农民来实现。因此，没有农民素质的提高，要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实现农业现代化是根本不可能的。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20世纪80年代末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民，可使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43%，中学文化程度可提高108%，大学文化程度可提高300%。说明农民文化程度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是很大的。

第四，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有利于实现农业的产业化和市场化。

按产业化组织生产，引导农民进入市场，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农业产业化链条中，不论是初级产品生产者、加工产品制造者、销售环节经营者，还是技术、物资、信息的服务者，都必须具备较高的素质水平。可见，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也有赖于农民素质的不断提高。同时，建立健全农村市场经济体系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既是农业生产的主体，又是农村市场经营活动的主体。农民的经营知识、经营意识、经营本领，对农村市场经济体系的发育完善都会产生极大影响。由于文化素质低下，许多农民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不能科学、准确地判断市场变化规律，对种养品种的取舍只能盲从于市场短期价格波动，在生产经营中出现负效应或微效应后，便心灰意冷，感到增收无门。所以，没有农民文化素质和经营管理素质的提高，农民的市场参与意识和竞争力不强，就不会有农村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发展、不断完善，同样也不会有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发达。

第五，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

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农村人口多、农业资源相对不足。随着农业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必然大量增加。因此，如何解决好人往哪里去的问题，成为我国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必须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据1994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资料统计，1993年我国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四类农民中，流向非农产业者占同等文化程度类型劳动力总数的比重分别为3.7%、6.8%、11.4%和14.4%。说明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农民更容易实现向乡镇企业和农村二、三产业的转移。所以，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快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步伐。

科教兴农是解决我国农业问题的根本大计。邓小平指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科技、在教育。”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离不开教育，因此，必须大力发展农业教育。　　

农村卫生工作是我国卫生工作的重点，关系到保护农村生产力、振兴农村经济、维护农村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对提高全民族素质具有重大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为加强农村卫生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得到较大改善，农民健康水平和平均期望寿命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从总体上看，农村卫生工作仍比较薄弱，体制改革滞后，资金投入不足，卫生人才匮乏，基础设施落后，农村合作医疗面临很多困难，一些地区传染病、地方病危害严重，农民因病致贫、返贫问题突出，应当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首先应加大投入各级政府按照分级管理，按照分级管理、各区县（市）为主的原则，逐年增加卫生事业的投入，增加的幅度不低于同期财政经常性支出的增长幅度。主要用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重大疾病防治、妇女儿童等弱势人群的健康保护、农村卫生执法等。

其次，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安排好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建设基金，以确保公共卫生、预防保健和基本医疗服务所需的基础设施等必备的硬件条件。

再次，提高农村卫生人员素质。高等医学院校要针对我国农村卫生实际需要，通过改革培养模式，调整专业设置和教学内容，强化面向农村需要的全科医学教育，可采取初中毕业后学习5年或高中毕业后学习3年的高等专科教育等方式，定向为农村培养适用的卫生人才。建立健全继续教育制度，加强农村卫生技术人员业务知识和技能培训，鼓励有条件的乡村医生接受医学学历教育，以人体整体健康为中心，抓好乡镇卫生院的科室建设，规范建设操作规程，保证医疗安全和医疗质量，提高服务水平。

最后，对农民进行健康教育，推广基本医疗保健知识、营养科学知识等，以提高农民身体素质。

加大投入，实施农村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是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重要保障。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要增加对农村教育的投资，要提高农村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支持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对农村义务教育，中央财政要加大转移支付，先行启动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九年义务教育全免费制度，解决“义务教育不义务”的问题。国家要通过立法，确保教育经费特别是义务教育经费的到位，优先落实对农村地区学生的“奖、贷、补、减”为主要内容的资助政策与制度。同时，加大对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的投入力度，积极依托地方各级政府和社会力量，整合教育资源，大力兴办体现地方特色的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

一是基础教育要体现“三农性”。农村学生是未来农村经济建设的劳动者，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生力军，是培养农村人才的重点群体。要从农村教育既为升学又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双重性出发，发挥基础教育的资源优势，加大对农村学生涉农知识与技能的教育力度。农村普通中小学应保证每周有两节职业技术教育课，并将其纳入法定的必修课之列，用以传授农业知识和技能，使学生在学校学习到科学种田、科学经营农村的本领，培养他们适应农村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能力。使他们热爱农村，改变读书为升学的旧观念，毕业后成为农村留得住、用得着的人才。二是职业教育要突出“本土性”。我国农村地区地域广阔，各地区都有其独特的地域经济特点，市场需求各不相同。因此，农村职业教育要突出“本土性”。各地区的农业职业学校在设置教学内容时，要充分考虑到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设置体现乡土特色和本地经济特点的专业和课程，为本地农村经济及二三产业的发展培养大批有用之才。三是成人教育要增强“实效性”。农村成人教育要采取短平快的形式，传授给农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并能够在短时间内创造价值的知识技能。这样，才能激发农民的学习热情，增强学习的积极性，使其自觉地加入到成人教育的行列中。

4. 采取多种手段，拓展农村人才培养渠道

　　农村教育应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除采取常规性的课堂教学方式外，整合各种教学资源，充分利用各种现代教学手段，拓展农村人才的培养渠道。根据我国农村地区地域辽阔、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和农业区域性强的特点，要充分利用电台、电视台和网络等现代化媒体的作用，大力推广远程教育。通过在电台和电视台定期开办农业知识讲座、加大农村农业科技网建设、开通农业科技电话咨询、制作农村科技ＶＣＤ光盘等手段，传播农民喜闻乐见、简明易懂的急需知识、技术和市场信息。逐渐实现“网络入乡、电波入户”，使农民在田间地头和茶余饭后就能受到教育。

高中阶段教育是农村义务教育的延伸，是农村教育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农村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提高农民科学文化水平的重要途径。因此，积极发展农村高中是农村社会转型中的正确选择。然而，应立足长远发展，逐渐增加农村高中的数量，扩大农村高中的办学规模，提高农村初中毕业生的升学率。作为国家的重点教育工程，如果在近期内能达到２—３个乡镇１所高中，逐步达到１个乡镇１所，就可以让众多的农村初中生升学有望，再带动农村小学的发展，从而逐步消除每年几百万的农村中小学辍学学生。

我国在成人教育方面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据有关资料统计，成人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已接近普通高校在校生。不管是自考，还是函授、电大、夜大等参加人数越来越多，这是成人教育的大好形势，但是，从生源成份看，真正来自农村的考生很少，学成后进城镇工作的较多。尤其是落后、偏远地区的学生，大都愿意到发达地区，条件好的地区和单位工作，而不愿再回落后地区的想法。人才外流是农村经济，特别是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如何尽快发展农村成人高等教育，使有文化的农村青年主动学技术，并扎根农村，为发展农村经济出力，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要解决好这一课题必须抓住机遇，解放思想，改革创新。

首先是抓机遇。当前，最大的机遇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党和国家提出积极发展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型农民的政策，给农村成人教育带来新的机遇。这对于拓宽成人教育路子，提高教育质量，扩大生源，将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是抓住农村生产向二、三产业发展，推进农业向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转变，在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进程中，急需大量的农业科技人才的机遇。这是开发农村生源的有利时机。目前农村中，有两部分人科技意识最强。一部分是农村中的应往届高初中毕业生。即中考和高考落榜生，他们被称为农民中的秀才，是农村劳动力中的活跃分子，是农村中潜在的人才资源。他们求知欲最强，最厌恶沿袭旧习，正是学知识的时候，也最善于接受新东西，希望科技致富，是农村中不可忽视的后备人才；另一部分是农村中那些思想素质较好、头脑灵活敏感的人。是农村科技推广工作的骨干和带头人。他们虽然文化偏低，但有经济头脑，科技意识强，善于钻研，勇于进取。以上两部分人员最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大潮，是发展农村经济，走科技致富道路的骨干力量，是农村奔小康的尖兵。如果对他们稍加培训，将成为农村经济发展不可多得的人才，抓住他们，就是抓住了人才，抓住了机遇。

二是解放思想。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第一产业产值在急剧下降，二、三产业产值在不断上升的同时，农民们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渴望成才致富。但参加学习生源少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一定的激励政策。在农村和城市还存在差别的今天，他们既渴望成才，建设美好家园，又有向往城市的思想。尚若政策有利，他们便会安心在农村生产。江苏淮安市范集乡的作法就值得推广和学习，1997年9月，范集乡投资45万元，从全乡每村民主推荐2名应往届高中毕业生，报名者甚多，极大地鼓舞了年轻人学习的热情，经面试、政审、组织考察，从258名中选拔出46名进高校脱产学习3年，拿到国家承认学历的大专文凭后全部回村担任村级领导职务。在职业技术教育方面，不管是自考、函授、电大、夜大，或其它形式的学习，农村考生取得大专毕业文凭的，并愿意回农村或留在本村的，乡镇和村委可视情况聘请他们为村级技术员，并和村委会成员一样，享受一定的补贴待遇，有组织能力的可进领导班子。乡镇对有学历的青年农民定期考察，有突出贡献的要适当给予奖励；好的要提拔充实村委领导班子或乡镇五站人员。只要政策对头，他们就会有学习劲头。只要有行之有效的激励政策，就会使大部分乡村秀才成为科技致富的状元。

三是改革创新。要创新改革，就要冲破旧的传统观念带来的束缚和影响，转变观念，端正办学指导思想。在未来社会，教育不再是灌输知识的工具，而是发展的手段和措施，要变传统意义上的教育观念，注重培养学习能力和创新精神，激发广大农村青年的自学意识，将他们培养成为实用型、复合型、应用型的科技人才，以提高他们的实践能力。在专业设置、教学计划的制定，办学的形式等方面要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培训方案和使用政策。在基层要建立不同类型的农村教学和辅导基地。完善自考和函授辅导制度，设置函授站或自学考试辅导站，帮助农村青年搞好自考和函授学习。还要拓宽办学形式和渠道，使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相结合，大中专学校相结合，脱产和半脱产相结合。走多方联合、多种形式办学的路子，大幅度地提高办学效率。
　另外，在教学计划制定和教材方面，还应从农村实际出发，制定相应的教学计划，编写符合农村特点的实用型、应用性强的教材。面对高新技术的开发和新知识经济的发展，应审时度势，充分认识成人高等教育，加快农村成人高等教育步伐。全面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这也是赶超世界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

　随着社会的进步，现代农业的要求不仅仅是粮食生产量的提高。农业部一位专家认为：农业现代化应当是具有发达的基础设施、先进的科学技术、高效的组织方式和完善的服务体系，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均较高的一种生产发达、农民富裕、环境优美的具有一定国际可比性的先进农业发展状态。可见，农业现代化有了更加广泛和丰富的内涵，也具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实现农业现代化不仅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中国全面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我国一直以来都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但是长期以来，中国的农业生产方式都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生产效率低下，政府不得不把许多精力放在如何提高粮食产出上，解决人民吃饭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人多地少的国家来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农业也因此一直是一个令人担心的行业。而随着科技的进步，农业的基础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巩固。不过，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中国的农业不仅仅要解决吃饭问题，还面临着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只有实现农业现代化，中国的农业才能具有国际竞争力，也才能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其基础地位。

何为现代农业？最笼统的说法是，发达国家的发达农业就是现代农业。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现代农业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而是一个具体的事物，它是农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1]。

国内学者较盛行的是把农业发展史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三个阶段。

原始农业出现在新石器时期，人类使用简陋粗糙的工具，采用刀耕火种和轮垦种植的耕作制度，依靠长期休耕的方法去自然恢复地力，而不是靠人工的栽培耕作技术去提高土壤肥力。

传统农业是农业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阶段，有二基本特征：一是使用的生产工具有了进步，人类在冶铁术和畜力使用的基础上发明了耕犁，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二是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有了进步，改变了在原始农业阶段只靠自然力去恢复地力的状况，创造了利用人工施用有机肥来提高土壤肥力的办法，发明了用选择农作物和牲畜良种来改善农作物和牲畜性状的技术，此外还创立了间作、套种等复种制度。

现代农业是农业发展的最新阶段，它是用工业技术装备的、受试验科学指导的、以商品生产为主的一种农业。指的是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各发达国家所出现的高度发达的农业。各种现代科学技术在农业中广泛应用，普遍采用现代化工业成果来装备农业，以机械作业替代手工操作并广泛使用化工产品和大型农业设施，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和发展农业，用现代经济、管理科学来经营和管理农业．提高了农业的专业化、集约化和市场化水平，农业生产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生产经营达到高度社会化、集约化、专业化和企业化，农业生产效率空前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大幅度增加，农业与农村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由此可见，现代农业是农业发展史上的最新阶段，有着其它发展阶段所没有的优点，因而由其它发展阶段向现代农业转化就成为一个顺理成章和必然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农业现代化。从各国情况来看，由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正处于传统农业阶段，所以这个转化实际上就是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变迁过程，或者说是用现代技术对传统农业的改造过程。由此，在学术界出现两种观点：“过程论”、“目标论”。其区别在于前者认为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化”就是“转化”，显然只能是一个过程；后者认为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中央政策号召全国人民“要实现农业现代化”、“要向四个现代化进军”，那么现代化就只能是一个可以实现、可以为之奋斗的目标，而绝不可能是一个无休止的过程。前者是从语义学角度分析问题，而后者则是从政策层面去理解问题。“目标论”者所指的“农业现代化”这个目标并不必然就是“过程论”者所指的现代农业。值得一提的是，学者们认为，需要利用一系列指标体系的辅助来评判农业现代化的程度和水平。衡量农业现代化的核心标志主要有三种：一种观点认为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一种观点认为是土地生产率；一种观点认为是一个由生产效率、食物质量、环境建设和经济结构等方面构成的指标体系。第三种观点逐渐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可。因此专家认为：农业现代化应当是具有发达的基础设施、先进的科学技术、高效的组织方式和完善的服务体系，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均较高的一种生产发达、农民富裕、环境优美的具有一定国际可比性的先进农业发展状态。

　　在中国市场化改革进行了20多年之后，城市规模急剧扩张，城市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也随之增长。如果没有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农村的劳动力将难以从传统的农业生产中解脱出来。而农业现代化将释放出大量农村劳动力，他们可以进入城市工业生产体系，从而带动农民收入的提高。同时，经济的发展和收入的提高让市场需求日益多元化，人们对于农产品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现代农业生产将不仅生产初级农产品，农产品的加工业和流通业将成为农业生产的重要支柱。这样，农民的收入渠道除了出卖初级产品之外，还可以获得农产品增值和从事其它劳动的收入。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从业人员文化程度偏低，这严重影响了人口总体素质的提高。随着工业和农业现代化的进展，工农业生产对于劳动者的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农村较高素质人群中，一部分依靠科技在农业生产中取得较高收入，另一部分进入城市能够从事其他工作。在这种示范效应的作用下，农村家庭的教育观念也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多数人不再认为上不上学、学得多少无关紧要了。到2004年，我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经达到8.3年，超过世界平均水平1年以上。

　　中国是一个资源紧缺的国家，人均耕地和水资源分别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l/3和l/4.近些年来，随着经济规模的迅速增长，我国资源紧缺的矛盾更加突出，许多地方都出现了缺煤、缺油和缺水的现象。虽然我国人均资源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可是由于农业生产总体的落后状况，自然资源的消耗相当高，浪费极其严重。例如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的70%左右，水资源利用效率较低，单位产值的水资源消耗是发达国家的8－10倍，单位粮食用水量是发达国家的2倍以上。因此，实现农业现代化将有利于节约资源，缓解我国资源紧张的矛盾。

　　此外，农业现代化对于提升我国综合竞争力，完善农村市场体系等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不过，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并非一个自然实现的过程，除了要全面落实中央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还需要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与关注。

改进国家对农业的科研投入机制；努力使农业科研投入强度（农业科研投入占农业GDP的比例）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把现在0.25%左右提高到2%以上）；

根据黄季坤、钱克明、林毅夫等人的研究[2]，农业科研投资的内部回报率是很高的，世界平均达到49%，其中亚洲国家为67%，拉丁美洲为47%，22个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国家平均40%，非洲37%，中国也高达56—60%。国民经济和农业生产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有了加快的发展，但政府用于农业科研的财政投资增长率却呈下降的趋势，尤其是对农业科研的资助强度（ARI）不仅增长率连年下降，资助的水平也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不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在1976-1985年间，农业科研经费在排除物价上涨因素后，年均递增率高达13.5%。然而，1985年以后，国家对农业科研经费的财政拨款增长不大，甚至有所下降[3]（表6-1）。主要表现在：

1）总量不足，1985年以来，农业科研投入增长缓慢并开始出现下降趋势

资料来源：李容，《中国农业科研公共投资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第3页

我国农业(包括农、林、牧、水利、农业服务)科研投入从1985年的13.55亿元增长到1996年的52.38亿元(现价)，增长了将近3倍。然而，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年均增长率只有2.5%，远远低于同期国内农业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4.0%）。

政府对农业科研投入的财政拨款，虽然按现价计算在不断增长，从1985年的10.15亿元增长到1996年的27.54亿元，但在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1985-1996年(11年内)年平均增长率为负数(-0.8%)。

全国农业科研单位人均年事业费占有量(当年价)1996年仅为1.02万元(若考虑离退休人员，人均年事业费占有量仅为0.73万元)，远低于全国科研单位平均人均年事业费占有量2.53万元的水平，更不能同发达国家甚至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

在农业科研投入中，农业科研的非政府拨款投入(创收收入)已开始出现徘徊与停滞不前的状况。1985-1996年间科研单位的开发创收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达10％，然而，从1993年开始基本上没有增长甚至有所下降。

以不变价计算，我国的农业科研总投入中用于农业科研课题研究的总经费在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从1985年到1996年下降了近三分之一。全国农业科研课题研究经费的年人均占有量远低于全国自然科学领域的平均水平，其差距呈扩大的趋势，1995年农业科研单位参与课题研究的科研人员人均课题经费(现价)只有6,108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11,517元的一半。农业科研投入的下降严重影响了农业科研队伍的稳定和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近一半的农业科研人员改行，育成的品种数“八五”期间与“七五”期间相比下降了49％，其增产潜力也有所下降。

我国政府对农业技术推广的投资由1986年的11.4亿元增加到1996年的47.6亿元（现价），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仍增长51%，年平均增长达4.5%。然而，随着农业技术推广队伍的迅速壮大，人均总经费在扣除物价上涨后则呈现负增长，由1986年的年人均7729元(以1995不变价计算，下同)下降到1995年的5512元，下降近30%；推广经费占总经费的比例由1986年的60%下降到1995年的35%，下降了25个百分点。农业技术推广投资强度1986—1990持续下降，到1995年达到最低，仅为0.31%。

推广经费的减少已影响推广活动的发展。有35%的技术推广人员选择其它工作，另有17%的推广人员不打算继续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

农业推广资金投入不足和推广体系不够完善，制约着推广力度。发达国家农技推广经费一般占到农业总产值的0.6％～1.0％，发展中国家也在0.5％左右，但我国不足0.2％，人均经费更少。因经费不足等原因，部分地方政府“卸包袱”，使一些地方的推广服务部门被推向市场，有的甚至被拍卖或撤消，造成人员离岗和流失，出现了“线断、网破、人散”的被动局面。此外，推广部门与科研、教学部门没有联结成整体，推广网络体系不完善等都制约着农技推广工作的进展。

农民对现代农业高新技术接纳能力差，基层推广人员综合素质不高，影响农业新技术成果推广转化质量。首先，由于环境及待遇不好，基层农村推广部门很难吸引高知识学历人才，加上一些非专业人员进入，造成推广队伍中整体知识水平低；其次，基层推广部门缺乏知识更新和进修深造机会，对现代农业新技术的熟悉程度和操作能力不够；第三，推广机构专业分工过细，推广人员知识结构单一，不能很好适应当前市场经济与高效农业多样化发展，对农民缺乏足够的权威感。此外，广大农村普遍存在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低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业科技推广整体质量的提高。

国际上通常用投资强度（指政府对农业科研投资占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衡量政府对农业科研的投入水平。我国农业科研政府投资强度远低于世界最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数，1985年以来我国农业科研投资强度呈下降的趋势，近年来下降幅度更大（表6-2）。按政府农业科研拨款额计算（不包括科研单位创收），1996年降到0.20%，不到发达国家平均数2.37%的十分之一，只为30个最低收入国家在80年代政府对农业科研投资强度的简单平均数（0.65%）的三分之一（表6-2）。即使包括科研单位开发创收以及外国公司及民营企业对农业科研的投入在内，1996年我国农业科研投资强度只达到0.38%，差不多为30个最低收入国家政府对农业科研投资强度的简单平均数的一半，或相等于其加权平均数。

农业科研资助强度=农业科研拨款/农业GDP，中国在1988-1999年期间，农业科研的资助强度为0.193。

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农业技术推广投资，几乎都来自各级政府的财政拨款，尤其是地方政府。即使是在那些私人对农业科研投资数量已经接近或超过政府财政拨款的工业化经济发达国家，政府对农业技术推广的投资还是占有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而发展中国家更实如此。

美国公共研究领域的经费主要来自于联邦政府和各个州政府。对于公立大学而言，虽然其获得来自于私人公司的经费和其它竞争性项目经费的压力较大，但到目前为止，公立大学从私人公司、出售专利技术以及一些公共团体的捐款等所获得的经费仅占其农业研究总经费的20%。

私人对农业科技的投资因受农业特性、农业科技特性、农产品特性及农业技术市场和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他们对农业科技的投资有很强的选择性。私人投资的范围及其狭小，主要集中在知识产权容易受到保护的、市场潜力大的、产品市场开放程度高的、以产前和产后农业技术为主的应用性研究。政府则逐渐加强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知识产权不易得到保护的、技术难以物化的、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的应用基础和应用研究以及农业发展战略和政策研究。

　　□ 农业科技投入模式和政策建议

同其他科技创新体系一样，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也包括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三个主要组织部分。根据我们对农业、农业科技和农产品的特性，我国农业科技投资和科技体制现状分析，以及国外农业科技投资及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我们认为：农业科技的知识创新体系的主体是政府的公共研究部门或应以政府的公共研究部门为主；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主体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阶段内还将是政府的公共研究部门。我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无法实现企业成为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主体的条件。而且即使在发达国家，企业也只能在农业技术创新体系中的某些技术领域成为主体，而在更多的领域还是靠公共科研和技术推广部门来推动。发展中国家企业参与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更是微不足道。

要建立新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确保贯彻“科技兴农”政策的实施。农业科研的投资强度要从现在的0.38%逐渐上升到1.0%以上。依据农业科技在未来所承担的养活16亿人口的重任以及科技在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强我国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等方面的因素考虑，政府的投资要占农业科研总投资的50%以上，科研单位的创收及其它非政府部门的投入接近50%。即财政拨款对农业科研投资强度必须高于0.5%。这是因为农业知识和技术创新两个体系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不是企业，而是政府及政府的公共研究部门。实际上这样的政府投资强度还不到目前世界平均数的二分之一（1.12%），更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政府财政对农业科研的投资强度（2-4%）。

这意味着政府对农业科研的投入要在现在的基础上提高三倍左右，而且以后每年的增长还得同农业国内生产总值保持同步。然而从实际投资的数量来讲是可以做到的，以1996年为例，国家（各级政府）对农业科研投资的财政拨款金额只有27亿，提高到3倍水平，也只有80亿，这个数据低于国家财政总支出的1%，仅为当年财政用于农产品价格补贴支出（454亿元）的17.6%。

与许多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是，我国农业技术推广部门所面临是经营规模极小的千家万户。虽然目前已经建立了十几万个农民专业技术研究会或协会，但涉及的入户农户仅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几，而且大多为松散型的，辐射力不强，真正能在农业技术推广中起中介作用的农民组织几乎没有。这决定了要使一项技术推广到农户，单位农产品的农业技术推广费（投资强度）远远大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然而我国农业技术推广的投资强度却只是工业化国家投资强度的60-70%，也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平均投资强度的水平。

　　我国农户的其他特征更说明了农业技术推广投资的重要性，农户的农业生产不但规模小，而且多种经营，专业化程度低；农民总收入中农业生产收入的比重在显著下降，由1990年的74%下降到1997年的61%，在东部沿海地区，农业已不再是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因而，农民采用农业新技术积极性的下降，进而加大了技术推广的难度和成本，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仅仅提供农业科技信息资料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通过试验、示范、进行言传身教的培训，才能使农民真正掌握好农业技术。根据国际经验，建议把农业技术推广投资强度从目前的0.4%左右提高到0.8%以上，这种投资强度并不算高。

　　3）农业技术推广投资要有重点

国家的农业技术推广要把推广重点放在企业和私人难以参与的农业技术上。许多国家政府支持的农业技术推广主要侧重于农业的产中技术（如农作物的栽培技术、灌溉技术、施肥技术、病虫害防治技术等），而产前和产后技术则大多数被推向市场。

4）对各种农业技术和科研进行明确的分类，确定不同的投资政策

政府应当从知识创新到技术创新对各种农业技术按产品类型、技术类型、“公益性”程度、技术产权在市场上可保护的程度、技术的发展潜力和投资的经济和社会回报情况进行科学、系统的分类。在此基础上，确定哪些产品中的哪些技术在目前应当由政府的公共研究部门和技术推广部门承担，哪些产品的哪些技术可以推向市场、由企业承担，而哪些是可以由公共科技部门与企业和社会共同承担的。这种分工又是随农业科技创新条件的条化而呈动态变化和发展的，分步骤地对政府和非政府投资比例进行投资政策的改革。

在政府对农业科研投入上，要加大中央政府（财政部）的投入比例。据农业部门的1200多个县级以上（不含）农业研究所的课题经费来源分析结果，1993-1996年中央政府在农业科研单位课题经费投入中的比例仅占30%左右，1996年为35%，目前我国中央政府在农业科研投入中的比例估计大概只有四分之一左右。在国际上，中央与地方政府对农业科研的投入小国家全部来自中央政府，研究任务也主要由国家级的研究所承担，大国家的地方政府对农业科研的投入比例比小国家的要多，但远远低于本国的中央政府对农业科研投资的金额。如美国地方政府（州政府）在国家财政对农业科研投资中的比例仅为39%，而联邦政府则高达61%。在印度，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投入比为2:1，在巴西为5:2。

2005年12月1日国务院在《促进产业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强调，要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现代农业注重的是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资本收益率和科技贡献率；现代农业的基本特征应该是具有发达的基础设施、先进的科学技术、高效的组织方式、和完善的服务体系。在经济全球化和WTO框架下，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途径就是要实现“农业新四化”，即“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信息化”。

正对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现状和水平，我提出的发展路线是：应该旗帜鲜明地以合作经济为组织形式、以出口和满足我国城市需求为导向、以食品加工业为龙头调整农业结构，按照“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信息化”模式发展农业，走农业的“新四化”之路，逐步完成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规模化是降低成本的关键，“服务型农业合作经济体系”是世界现代农业实现规模化的最佳组织形式；标准化是与WTO接轨的桥梁和必要条件、是增强出口能力和提高中国农业的整体效益的关键；生态化是通过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使农产品跨越外贸“绿色壁垒”的根本保证；信息化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指南针”、是农产品出口的“信号灯”；而食品加工业是实现农产品增值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最有效途径。所以实现农业的“新四化”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经过20余年的改革与发展，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体系由政府独家承担的一元化局面被打破，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的市场供给主体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涉农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及其他民间科技组织越来越多地加入到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的领域中来，农技创新与推广服务开始走向社会化。在我国这样一个小农经营、兼业化为主的农业生产经营体制下，农民收入水平偏低、城乡差距在拉大、农村集中了大量的贫困人口、农业劳动者素质普遍不高的现实情况，以及新技术带给小农户可以忽略不计的个人收益与巨大的社会效益之间的长期矛盾的情况下，我们认为，由于农业食品消费的全社会性，农业技术的公共物品属性以及其农产品对于低收入阶层的特殊重要性，以及我国进入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特殊发展时期决定了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体系的建设不能放弃公共农业技术创新与推广体系的主导地位，这也十分符合WTO农业支持政策的规则。同时，引导和推动企业成为农业技术创新主体，并大力扶持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鼓励民间组织等社会力量积极介入进来。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农业技术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的结合，让科技惠及农村广大小生产者、促进农村和谐社会的建设。

（1）超高产、优质、高效新品种培育。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大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始终将是我国农作物育种的主要目标之一。在提高单产的同时，应注重提高品质抗性，小麦主攻加工品质，玉米重点选育粮饲兼用品种，棉花仍以基因抗虫棉为重点。在利用基因工程技术育种方面寻求突破，强化育种工作的技术储备。

（2）农产品质量检测与控制和食物安全性评价。我国在这方面同国际先进水平相差较远。应尽快在农产品质量检测技术、程序和方法，农产品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农产品质量标准等方面取得突破；应重点突出转基因食品的检测技术、主要农产品污染检测技术、土壤农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等监测与控制技术和农产品质量检测仪器设备的制造技术等，尽快与国际通行标准接轨。

（3）农业信息网络。当前的研究重点：一是农业数据库和农业信息网络体系的建设，包括农业资源环境信息、农情信息和农业市场信息的搜集、整理、建库和网络体系建立；二是农业信息应用软件的研究开发，如农业专家决策支持系统，生态和生物系统建模，仪器设备的自动化控制软件等；三是研究符合中国国情的精准农业技术，即“3S”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技术。

（4）节水农业等。以节水灌溉技术为重点，大力发展节水旱作农业、生态农业。大力推广节肥和节水技术。

（5）设施农业生产。设施农业技术包括工厂化种植业的建筑设施，如塑料大棚、日光温室、连栋温室等研究与设计；新型建筑材料的开发应用；棚室光、温、水、气、热及土壤养分等环境因子的调控技术与工厂化育苗技术及配套设备设施的研制与开发；设施灌溉技术、施肥技术、栽培技术、病虫害生物防治技术和种植模式的研究与开发；设施种植业系统仪器设备和机具的研究与开发等。

（6）农业标准化生产。我国在农业标准化方面还缺乏完善的标准。今后应重点加强农业生产技术的标准化操作规程的研究和制定，加强农业产前、产后加工、服务体系标准的研究和制定，加强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农业生产资料、农产品以及农产品加工品质量标准的研究和制定。

（7）生物农药、生物肥料。新一代生物农药、动物疫苗、生物肥料、生长调节剂等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有害生物的综合防治、农业生态系统的调控等也将为农业环保和可持续发展开辟新的途径。我国生物农药、生物菌肥等的研制开发也已取得一些成果，今后要在研制更加有效的生物农药、生物菌肥等方面下功夫，并在生物农药、生物肥料的大规模产业化开发方面取得突破。

（8）植物重大病虫害综合控制。在继续加强高效低污染化学农药研制的基础上，重点加强病虫害的生物控制技术及其主要病虫害的区域监测预报及综合控制技术等方面的突破，使农产品中的农药残留量控制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要求的标准之内。重点以区域生态系统为单元，以水稻、棉花等作物病虫害和重大突发性病虫害为主攻对象。要加强对包括生物（有机）肥料、生物（有机）农药、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等在内的无公害农产品生产技术体系研究，大力发展有机农业。

（1）动物良种繁育。在注重单产的基础上，重点提高品质和抗性，在稳定提高品质的基础上，重点专攻专用品种的培育；应加强良种繁育基地建设，大力推进育、繁、推一体化和种子加工标准化，加速良种产业化进程；加强动植物种质资源的筛选、保护和创新利用，特别是在利用基因工程技术育种方面应取得突破。争取走在世界前列。

（2）胚胎移植。大力发展胚胎移植技术，一是能加快现有畜群的更新换代的步伐，提高良种覆盖率；二是大大缩短世代间隔，提高其生长速度、生产性能和产品质量及经济效益；三是能有效地保存好品种资源；四是经胚胎移植后所产的畜产品能增强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提高经济效益。

（3）规模化、集约化养殖。要加强规模化、集约化养殖所需的现代化养殖设施、环境净化设施的研究设计，大力发展规模化、集约化、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养殖业。以畜禽的产业化发展为基点，在加强畜禽集约化养殖技术引进示范的基础上，以生物技术为主线，主攻畜禽良种基因工程选育、良种胚胎的工厂化生产、饲草饲料资源开发利用的徽生物优势菌株的筛选，以及生物制剂、疫苗、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的研究与开发，加速畜牧业由食粮畜禽为主向草食畜禽为主的结构转变。

（4）标准化生产。畜禽养殖标准化生产，就是对畜产品的生产全过程进行规范、约束。但是国内畜牧业标准化生产的推广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把分散饲养、人畜同院改为生活养殖分离、集中区域饲养，统一规划建设、统一畜禽良种、统一饲养管理、统一防疫检疫、统一技术指导、统一产品销售。

（5）设施畜牧业。包括工厂化养畜禽技术、塑料暖棚养畜禽技术、草地围栏及供水系统、其他设施畜牧业等；设施养殖业的动物行为监视、识别与饲养技术；设施养殖业系统仪器设备和机具的研究与开发等。

（6）动物疫病防治。要加强对包括生物饲料、生物（有机）兽药、高效低毒低残留兽药等在内的无公害畜产品生产技术体系研究，控制畜禽重要病毒病、细菌病和寄生虫病；以猪、鸡规模化养殖场为重点，净化3～5种疾病；消灭2～3种重大疫病，以猪瘟、口蹄疫为重点，使疾病造成的畜禽死亡率在现有的基础上降低50%以上。

（1）新品种繁育。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多样性，加强新品种开发和引种。对新开发的水产养殖的动植物种类，要在亲体的驯化和培育，繁殖和发育生物学，受精生物学，生殖调控，苗种培育以及养成技术等方面开展系统研究；建立引种风险评估技术体系。

（2）病害防治。以水产动物病原生物学等研究为基础，了解渔业重大病害灾变规律，利用现代分子生物学等研究技术和实验方法，研究病原的早期快速诊断、检疫技术和生态标志因子监测技术，建立重大病害诊断和疫病监测的技术规范。要进一步研究对虾爆发流行病、淡水鱼类爆发病的综合防治技术。

（3）工厂化养殖。以封闭式循环水养殖系统为依托，研究开发高密度鱼类、虾类和贝类健康养殖的技术工艺和管理模式，以及相关的配套条件。

（4）渔业机械等。包括水处理循环利用系统装备（生物净化技术与装备、矿物质净化系统与装备），增氧技术与装备，高效杀菌装置，水质自动测控系统与装备，渔用饲料机械与装备。

（1）适应国情的现代化加工机械。当前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中相当一部分加工机械是从国外进口的。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应集中力量研制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化农产品加工机械，以不断满足农产品加工业快速发展的需要。

（2）新产品开发与现代加工工艺。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特别是要在以下几方面加大研究开发力度：第一，要研发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化农产品加工工艺和关键技术，开发符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实用的现代化农产品加工设备，以替代进口设备。第二，要研发农产品精深加工系列产品和副产品综合利用，不断提高农产品的加工效益。从目前来看，我国必须进行深加工的研发，提高深加工产品的附加值。第三，要加速农产品加工品的质量标准、安全性标准的研究和制订。

（3）贮运保鲜。借鉴农业发达国家优质农产品贮运、保鲜先进经验和技术，加快研究开发适合我国国情的从农产品保鲜贮藏特别是产地贮藏、保鲜运输、到货架销售的一系列冷链技术与装备，加快研究开发适应于果蔬、花卉等鲜活农产品贮藏、保鲜的以气调库为主的现代化保鲜贮藏设备，大幅度降低农产品因贮藏、保鲜不当而引发的巨大损失率。

[1]武文、赵长保农业现代化与现代农业——《农业现代化问题研究综述》之一农村形势与发战略

[2] 黄季焜、钱克明、林毅夫等《农业科技投入体系与模式》调研专题报告之一，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内部讨论稿

[3] 黄季焜等《中国农业科技投资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