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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神州(1):打造生态安全 建设生态文明

对话神州(1)

                  打造生态安全  建设生态文明

 

《对话神州》主持人/贾卫列

 /刘宗超(联合国/国际生态安全科学院院士、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生态安全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生态文明北京俱乐部主任、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院长)

  贾卫列  20世纪以来,全球性的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不断增加、强度也在加大,如旱灾、洪涝、台风、风暴潮、冻害、雹灾、海啸、地震、火山喷发、滑坡、泥石流、森林火灾等,加上现代工业的发展带来的全球气候变暖、能源和资源濒临枯竭、臭氧层耗损与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酸雨蔓延、森林锐减、草地退化、湿地减少、土地荒漠化、水土流失、大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重金属污染、有机物污染、垃圾泛滥和固体废物污染、辐射污染、城市热岛效应、生态系统退化等严重的环境问题,这些问题已经从根本上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天人”关系全面不协调,“人地”矛盾迅速激化。“生态不安全”成为人类现在乃至将来所面对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

  刘宗超  生态不安全”分为“要素不安全”和“功能不安全”两类。“要素不安全”是指宇宙辐射、阳光、土壤、水、空气、植被等参数中任何一个或多个参数的变动导致的不安全;“功能不安全”是指局域或全球性的生态环境的功能性指标,如人类及动植物生长适宜度、地球表层的物质循环状态等有序及紊乱程度等参数的变动导致的不安全。生态不安全也是一个人类生态系统不断从要素不安全向功能不安全的演化过程,发生原因上既有地球表层演化的自然因素,也有人类经济活动导致的非自然因素,20世纪末以来人类活动的影响首次超过自然界演化的影响。生态安全最基本要求则是通过人类社会对于生态环境的有效管理,确保一个地区、国家或全球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即由水、土、大气、森林、草原、海洋、生物组成的生态系统)对人类生存的支持功能,使其不至于减缓或中断人类生存和文明发展的进程。

  国家安全意义上的生态安全是指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人类生态系统的安全,是指人类及其生态环境的要素和系统功能始终能维持在能够永久维系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安全状态。

  当今国际社会,由生态问题引发的国际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等方面冲突与磨擦的比例日益增大,已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一大隐患。因此,生态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已不单纯是经济问题或科技问题,生态安全应当提到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科技安全同一层次上,构成国家安全的又一种外延。

  贾卫列  生态安全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而是与经济安全、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密切相关的。

  刘宗超  曾任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萨姆·努恩认为:“我们的国家安全正面临着一种新的、与众不同的威胁——环境破坏。我认为,我们国家最重要的安全目标之一,必须是使正在加速的全球环境破坏步伐得到逆转。”国际生态安全合作组织总干事蒋明君博士认为:“生态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未必处于优先地位但应当始终处于基础性地位。与国防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等具有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而生态安全则是国防军事、政治和经济安全的基础和载体”,“一场局部战争要有一个漫长的外交过程,而一次突发性的生态灾难是瞬间的,其造成的人员伤害和经济损失要比一场局部战争严重得多。生态安全不仅仅是环境保护,它直接影响人类生存和国家发展,我们要从国家战略高度关注生态安全”。

  美国绿色环境政治研究者诺恩·迈尔斯也指出:“安全的保障不再局限于军队、坦克、炸弹和导弹之类这些传统的军事力量,而是愈来愈多地包括作为我们物质生活基础的环境资源。这些资源包括土壤、水源、森林、气候以及构成一个国家的环境基础的所有主要成分……生态环境与人民的生活幸福和国家的政治安定之间的重大关系。”

  生态安全的特点是生态危机影响深远化、生态危机后果严重化、生态安全“代际”化、生态安全全民化、生态安全全球化。由于地球是全人类共有的唯一家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态危机和生态安全都会影响另一些国家或全球。一个生态安全的国家或地区,最容易得到国际或国内社会的认同,从而取得更多的、更高质量的国内外协助,形成国泰民安的局面。加强对生态安全问题的研究,可以防止由于生态环境退化对经济持续发展支撑能力的削弱,防止因环境破坏和自然资源短缺引发的群众不满、环境难民的大量产生以及所导致的社会动荡,防止突发或慢性生态环境破坏事件诱发国家和地区间冲突的产生,降低生态风险,防止外源性有害生态因子的侵入(侵略)和危害扩大,为修复因军事冲突或突发事件受损生态系统、维护生态系统固有价值提供支持。

  贾卫列  当前,我国正大力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生态文明”大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生态文明建设是在生态文明观指导下人类迈向生态文明社会的实践层次和活动,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生态文明建设是一场以生态公正为目标、以生态安全为基础、以新能源革命为基石的全球性生态现代化运动。如果我们忽视了生态安全问题,生态文明建就失去了基础,对我们未来的发展来说也是灾难性的。

  刘宗超  生态安全的要素不安全往往具有局域性,生态安全的功能不安全往往具有整体性,甚至具有全球性。一个国家级既不能独善其身,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安全问题。要确保自身的生态安全往往要着眼于一个地区、一个区域、一个国家,乃至全球。因此,基于生态安全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建设也必须是全球化的,只有树立全球生态文明观,生态安全的全球化才有可能实现。这种生态全球化趋势逼迫人类从现有的国家政治转向全球政治。《京都议定书》的减排计划仅仅是一个开端,任何国家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从纯粹的自然观看,不同的生态系统具有关联性和层次性,全球生态系统是最高层次的生态系统,它由地球上所有区域生态系统和各类、各层次生态系统组成;区域生态系统和各类、各层次生态系统相互作用,同时作用于全球生态系统,形成互为存在状态。统计物理中从系综到系统的经典描述为理解不同层次的生态系统演化提供了最直接的方法。

  不同层次的生态安全问题,需要不同层次的解决框架,低层次、小范围制度建设只能解决局部问题,全球问题的解决需要全球性的制度建设,很遗憾,人类经历了几十万年乃至几百万年的进化,又经历了数万年的采猎文明、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和数百年的工业文明整合,已初步显现出了全球一体化的表象,但实质上,人类尚未摆脱狭隘的国家主义的桎梏,尚未进化成全球意义上的生态文明人类。因此,全球性生态安全问题的彻底解决只有期待于全球性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这也许是一个特别漫长的过程。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也许全性生态安全问题的出现,成为整个人类向生态文明进化的转折点,好在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云计算”的出现,为全球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提供了足够容量和速度的“超级大脑”,从互联网到互感网的信息范型转变也为全球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提供了全新的管理手段,能够完成全人类的沟通,能够形成共同的生态价值观,能够高效熟练地掌握符合全球运行规律的协调管理配置全球资源的“超级工具”。尽管人类已经踏上月球,人类的飞行器甚至已经飞出太阳系,人类的射电天文望远镜已经能够观察到距我们数亿光年的星云,但我们对于地球的了解很少,地球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也许永远是一个不解之谜,让我们多存点敬畏,让我们人类在地球的怀抱中多待一些时日,地球是复杂的,地球上的生态系统迎来送往了多少过客,有多少植物灭绝了,有多少动物灭绝了,难道人类就不会灭绝吗?好在人类拥有文化,有能力建设一个生态文明的地球,但愿人类不辜负地球的恩赐,能与地球在宇宙间共舞、共存、共生。

  从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和消费无节制的增长成了社会文明和国家先进的主流模式,这种文明的扩张,在数百年间消灭了规模较小的其他文明模式,这些所谓的“落后民族”在设计人类社会的实践中所形成有利于人类长期生存和令人幸福的文化习俗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那些强势国家和社会因军事和经济上的成就而推行的追求消费、浪费资源、以邻为壑、污染环境的政策和文化。这种文化将地球上任何国家和地区和个人都拉入这种恶性竞争,无人能置之度外。工业文明的战车将地球和人类拖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我们正处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过度的转折点,人类别无选择,任何国家和地区别无选择,否则,人类就会像漂泊于海上遇难船只,在争夺有限食物和淡水资源中相互蚕食,最后的幸存者也必将耗尽资源而灭亡。直到目前为止,地球仍旧是宇宙中的人类孤岛,如何可持续生存则检验着我们人类的生态智慧。

  贾卫列  中国是地球上的一个特定的区域,也是地球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既与全球的其他部分形成一个全球生态系统,也与周边的国家形成了一个区域生态系统,在这个区域生态系统中,又有依气候、地理、地貌、流域、海域、水文等的不同分为不同的生态环境地区。当前,在中国所面临的生态安全问题就分为全球性生态安全问题和区域性生态安全问题两大类。

  刘宗超  全球性生态安全问题包括全球气候变化、海洋污染、全球臭氧空洞、生物多样性的锐减、南北极及环喜马拉雅山的冰雪消融、海平面上升、沙尘暴、平流层漂移,甚至还有小行星碰撞、太阳磁暴、周期性小冰期变化,以及核爆炸、核泄漏、化学泄漏等人为灾难等。全球性生态安全问题的解决需要全球合作,任何国家和地区均不能置身度外。

  贾卫列  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安全问题,我们应建立生态安全体系,各个国家和地区通力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和区域性生态安全的挑战。对正在崛起的中国来说,应对生态安全问题,应分别制定全球性和区域性生态安全的对策。

  刘宗超  在应对全球性生态安全问题上,首先是正视全球气候变暖的现状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在众多的生态安全问题中,全球气候变暖是范围广、影响面大的生态安全问题,对于中国的影响也较大。更加频繁的高温、干旱、洪涝、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以出乎预料的方式冲击着我们的生活;降雨量的变化和温度的升高,将改变作物的生长,使粮食生产变得不稳定,产生新的粮食安全问题。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大多分布在沿海地区,海平面上升将导致海水入侵,直接影响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西部的高山冰川为江河提供了部分水源,孕育了绿洲,一旦冰川消融,将会造成内陆湖面上升和洪涝灾害,紧随着便是绿洲的消失以及众多生态难民的出现。所以中国要有足够的警惕和预防措施应对东部、南部沿海低地城市的海水入侵以及西部绿洲的融冰集群灾害。

  其次,重视地缘政治将发生的变化。由于南北极冰盖消融,海冰解冻,出现了新陆地、新运输航线、潜艇巡航线路,地缘政治将出现新格局,许多国家会以不同的理由提出领土领海要求,参与新大陆的瓜分,加剧世界紧张局势。如中国虽然不是北冰洋沿岸国家,但北极的气候系统却影响着中国大部分经济区域的旱涝风霜和季节交替,加上北极的航线和丰富的资源,使得北极已经不是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北极。中国对于南北极出现的新变化,不能仅仅停留在科学考察的水平,重走郑和下西洋的老路子,而要提高到控制全球战略制高点的水平来考虑,争而不霸,获得应有的利益。

  再次,提高警惕,严防绿色恐怖主义。生态安全是人类的正义诉求,环境良好是每一个人的愿望,但是保持生态安全和环境良好是一个过程。遇到生态危机,即使社会行为行之有效,但是生态环境的恢复往往需要时间和过程。往往有些的激进的生态环保主义者会采取过激的行动以达到实现美好愿望的目的,这客观上会造成其类型的不安全。还有一类不法分子和敌对方,深知生态环境是国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往往会破坏一些关键性设施以达到恐怖主义的目的,这种事件可称为“绿色恐怖”或“生态绑架”。有些发达国家的军事机构,通过射电设备改变敌对国家上空的电离层,人工制造臭氧空洞,导致紫外线辐射增加,殃及平民健康,甚至通过改变大气层所穿透的太阳能和地球表层的辐射平衡发动人工气象灾害。因此,中国要有目的、有意识将有可能造成巨大生态危害的脆弱设施进行保护和戒备。

  最后,积极遵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同时处理好减排所带来关停并转、失业等压力,做好西方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给我国设下“陷阱”的预案,建立完善且有应变能力的生态安全评估体系和预警体系,以维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贾卫列  中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增长期,经济活动所带来的生态影响已经超过自然灾害的影响,给区域性生态安全提出了难题,主要有国土生态安全、健康生态安全、城市生态安全、人口生态安全、贫困生态安全、非可控生物入侵的生态安全、经济建设活动引发的生态安全等。

  刘宗超  在应对区域性生态安全问题上,首先要建立强有力的生态安全协调机构。区域性生态安全问题的解决需要区域合作,一个区域内的国家生态安全问题的解决需要通过制度建设来解决。例如,跨境河流的污染问题需要国际间合作;跨省、跨市河流污染问题的解决需要国家环保制度也需要相关流域省、市的协调。还有人口膨胀、跨区域物种入侵;区域性植物、动物、微生物的生态失衡、有害微生物和病毒的传染等。中国是一个南北跨度大、海拔高差大、地理和地貌复杂、气候多变的国度,近几十年的工农业发展及城市的快速扩张造成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尤其是江、河、湖、海的水污染,跨区域大气污染,沙尘暴污染,以及固体废物的跨城乡、跨地区转移污染等问题,不是某一个省、市、县、乡所能解决的,必须进行全流域和跨区域管理才能有效地控制和解决。因此,必须建立强有力的生态安全协调机构进行管理,避免以邻为壑、环境成本外部化所带来恶果。

  其次,注重GNP的增长,利用境外资源增加国民财富。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既有人口众多、资源紧缺、单位产值能耗高、节能技术不先进、生态意识落后、环境政策实施不力等自身的问题,也有经济发展思路和政绩观的问题。直到今天,国内生产总值 GDP仍旧是最为重要的经济指标,众所周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用经济上优势,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和资源赚取利润,得到的是GNP(GNP是国民生产总值,指一个国家的国民在国内、国外所生产的最终商品和劳务的总和)。不得不承认,在中国境内许多的合资和独资的外国企业虽然表面上增加了中国的GDP,但实质上把污染留给了我们,对中国的环境污染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此,我们曾支付并且还在继续支付着巨大的环境成本。为了缓解中国的生态环境压力,维护中国的生态安全,我们应该及时调整发展战略,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充分利用别国的资源增加中国的GNP,当然我们也不能同时“转移污染”。通过GNP的增加实实在在地增加国民财富和提高国民生态福祉,同时也可增强中国在全球生态问题上的参与能力和谈判能力。

  再次,关注周边相邻国家的生态安全问题。中国与15个国家接壤,几乎与所有陆上邻国有着国际河流的水脉相通,国际河流主要分布在3个区域:一是东北国际河流,以边界河为主要类型,如鸭绿江、图们江、额尔古纳河、黑龙江、乌苏里江等;二是新疆国际河流,以跨界河流为主,兼有出、入境河流;三是西南国际河流,以出境河流为主。我国与邻国有跨境河流、界河以及海洋和大气的衔接,既要维护国土不受污染,也要避免不污染邻国。这不仅需要警惕也同样需要克己。尤其要防止一些国家的固体废弃物和有害垃圾跨境进入中国。

  蒋明君博士认为:“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一个人是孤立存在的,国家也是这样!21世纪最大的政治问题,一是生态安全,二是资源安全。近年来,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所发生的冲突与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有直接关系。因此说,生态安全上国家生存有发展的基础,是和平时期的特殊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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