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神州（2）

                        时代呼唤第二次启蒙

             ——“生态启蒙”与文明转折中的思维方式的革命

《对话神州》主持人/贾卫列

嘉宾/王治河（著名旅美学者、哲学博士、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樊美筠（著名旅美学者、哲学博士、美国过程研究中心中国部主任、《世界文化论坛》主编）

　　《第二次启蒙》是王治河、樊美筠博士10余年求学国外的思索结晶，2011年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从一种观照世界的新视野即过程思维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出发，对作为工业文明思想基础的第一次启蒙（包括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在局限特别是其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他者的种族主义立场、传统的虚无主义姿态、科学的盲目崇拜、理性的过分迷信、自由的单向度阐释、民主的均质化理解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和反思。在此基础上，提出第二次启蒙的一些基本原则和理念，其中包括 “道义民主”、“厚道科学”、“深度自由”、“有机教育”、“和者生存”、“互补并茂”以及“建设性后现代女性主义”、“后现代有情法”、“后现代农业”、“后现代商道”、“后现代人权”、“后现代绿色生活方式”等诸多浸透着中西智慧的别开生面的概念。著名国学家、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称此书“体现着使中国学术界深度地进入当代世界思潮的理论自觉”。

　　贾卫列  人类正处在文明的转折点上，打破旧的发展模式、建立新的发展模式是当前人类所面临的重大课题。你们在《第二次启蒙》一书中，提出了“第二次启蒙”——生态启蒙不仅可为即将来临的生态文明和后现代转折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切实的擘划，而且因其深阔的整合视野及与中国文化的深度契合，注定有一个灿烂的未来。书中涉猎的领域非常之广，但感觉最大关注点是在“生态问题”上，正如书的第一章的标题就是“敬畏大地”。

　　王治河  因为生态问题太紧迫了。它关系到民族的存亡、地球的存亡。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生态文明建设是头等大事，环境保护是最大的政治。当代著名后现代思想家，也是《第二次启蒙》序作者之一的小约翰·B·柯布博士，在2002年国际奥林匹克哲学大会上曾语重心长地谈到：“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展望了一个可持续的社会，但没能实现它。相反，我们给后代留下的是一个充满灾难的世界。年轻的一代人可能是最后一代具有避免这种灾难发生的人了。”贾雷德·戴蒙德在《崩溃》一书中也指出：“由于当前的人类社会过着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不管用何种方法，世界的环境问题都必须在今天的儿童和青年的有生之年得到解决。唯一的问题在于是以我们自愿选择的愉快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还是以不得不接受的不愉快的方式来解决，如战争、种族屠杀、饥饿、传染病和社会崩溃等。这些惨剧在人类历史上都发生过，起因大部分是环境退化、人口压力增加、贫穷和政治动荡等。”这些警世之言无疑都点出了生态危机的严峻性。

　　樊美筠  如何应对当前的危机——包括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和信仰危机，努力寻找危机的破解之道，便成为当今一切有识之士的共同追求。中国政府适时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可以看作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应对之策。然而要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折，光靠经济模式的转变是不够的，它需要人类在思维方式上进行一场根本性的变革。因为如果一个时代出了问题，一定是那个时代的哲学出了问题。按有的西方学者的分析，正是现代西方的启蒙哲学“将20世纪的社会推向了极限”。爱因斯坦也曾警告世人：“原子无限能量的释放改变了一切，但唯独没有改变我们的思想方式。因此，我们正奔向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为了避免灾难的发生，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启蒙”，我们称之为“第二次启蒙”。在这个意义上，“第二次启蒙”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启蒙”。

　　贾卫列  你们将书名冠作《第二次启蒙》，是否可以理解为“第一次启蒙”是“现代启蒙”，“第二次启蒙”是“后现代启蒙”，你们如何看待“第一次启蒙”与“第二次启蒙”的关系？

　　王治河  我们是将“第二次启蒙”看作“后现代启蒙”。后现代启蒙是对现代启蒙的反思与超越。“第二次启蒙”并非对“第一次启蒙”（也就是现代启蒙）的全然拒斥，而是将许多或者大多数第一次启蒙的伟大的成就“整合起来”。诸如第一次启蒙对科学与民主的标举、个体权利的关注和尊重等，都是第二次启蒙所要积极肯定的。从我们提出的“道义民主”、“厚道科学”、“深度自由”等理念中便可看出第二次启蒙依然是讲科学、民主、自由的。但对于第一次启蒙的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他者的种族主义立场”、“传统的虚无主义态度”等弊端则要加以克服。因为正是第一次启蒙这些内在的局限或者说先天的不足直接导致了今日现代化的诸多弊端，导致了对人类生活和自然环境一次又一次的伤害。

　　贾卫列  你们在书中提到，“既然第一次启蒙出现了如此多的问题，我们又凭什么一定要完成它？”我们如何可以选择只要现代性好的成果而避免其不利的一面？

　　樊美筠  站在“决定论”的立场看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照单全收。然而站在“生成论”的立场看，则是完全可能的。正如裴勇先生所指出的，中国应该注重现代性的培育，但是现代性的内容很广，有很多优点，也有很多缺点，有很多局限。我们不能因为要培养现代性，就把现代性的全部良莠不分的拿来，特别是那些已被证明是负面的东西。事实上，因全球化的全面展开，今天的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代高科技极大地缩短了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其结果是，任何一个国家再也不可能丝毫不受外界干扰地踏着自己“既定的历史步伐”前进了。从发展中国家看，通过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完全有可能避免重蹈发达国家曾经犯下的错误。

　　贾卫列  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科技在带给人类幸福的同时，也在制造一些灾难，现代科技与生态环境、人类生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人类现在面临的危机是现代化本身存在问题，但是现代化存在的问题我们也是在漫长的时间长河里才发现的，那么后现代本身存在缺陷吗？人类在解决现代化所带来的问题的同时，会不会产生新的问题？

　　王治河  后现代是生长在现代性的局限里的，也就是说，只要现代性的问题一天不克服，后现代就有其存在的理由。展望未来，后现代的一些纯属时尚性的东西注定会随风而逝，但它的许多富有生命力的思想将会在21世纪作为一种“别思”、“别眼”，启发人类去思考、创造。建设性后现代自然并非真理的化身，如果有一天我们发现它的问题，那我们就发动第三次启蒙，这是符合过程思想的。但现在的问题是人们并没有很好地考虑后现代所提出的问题，因此人类能否度过眼前的生态危机都很难说。正如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被评为“20世纪最有洞见者”的克里福所言：“一次足以摧毁文明的世界危机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威胁。事实上，它已经悬在我们的头顶。来自于洪水和飓风、诸如艾滋病之类的新病毒、禽流感和“疯牛”病等伤害日益增多，无一不在提示我们危机的无处不在。”

　　樊美筠  在我们一心拥抱现代化，津津乐道于GDP的几位数增长的时候，西方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在开始思考灾后生存问题了。在克莱蒙召开的有300多人参加的生态会议的主题就是如何灾后重建以及如何灾后生存？著名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院长柯布博士不久前在克莱蒙奠基了供灾后生存的生态屋。作为西方世界绿色GDP的提出者之一，柯布博士断定现代西式发展模式注定是要垮掉的，现代大都市注定是不可持续的，一旦灾难来临，这些小型的生态屋更可靠些。20世纪60年代柯布博士就写下了生态名著《是否太晚？》，对老人的远见我们应该给与足够的重视。

　　贾卫列  第一次启蒙的各种观念由西方提出，中国只是接受，并没有参与其建构。柯布博士在《第二次启蒙》的序言中提到，你们是首次明确提出“第二次启蒙”这一观念的学者，那么你们认为中国能否在“第二次启蒙”中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

　　王治河  说“第二次启蒙”是我们提出来的，那是柯布博士对我们的鼓励。其实著名德国社会学家、“风险社会”的提出者贝克在讨论“生态启蒙”时，曾用过该词，但他最终选择用“生态启蒙”来概括“第二次启蒙”，考虑到“生态启蒙”在贝克那里主要指要有更高的环境意识，要始终对科学及其使用的领域与范围保持警惕，而没有涵盖其他领域对启蒙的反思和超越，我们的“第二次启蒙”则着重在对第一次启蒙的全面反思和超越。“第二次启蒙”和“第一次启蒙”的另一重大区别处，就是中国元素的引进。可以说我们“第二次启蒙”概念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力于中国文化的滋养。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都对中国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怀特海在《过程与实在》中明确声称他的过程哲学或“有机哲学”更接近中国传统。柯布曾经预言“中国在50年内将成为过程思想研究的中心”，并认为中国是我们这个星球的希望所在，他在第五届生态文明国际论坛上指出：“请不要指望美国经济学的领军人物提供指引，他们在引导美国和这个世界的许多地区走向自我毁灭。中国的角色是做领袖，而不是随从。”在格里芬看来，在抵抗美帝国主义、实现后现代转向进程中，中国扮演着一种独一无二的领导性的角色。在他们看来，儒家“天人合一”、道家“道法自然”、佛教“依正不二”的生态主义原则，儒家“中庸”、佛教“中道”的均衡原则，以及“万物平等”、“和而不同”的和谐思想等等，都可以为“第二次启蒙”或中国的后现代化提供丰富的资粮。当然他们无意像有些海外学者那样浪漫化中国，他们也清楚地意识到中国所面临的严峻的现实问题。

　　贾卫列  中国当前面临着世界其他国家已经出现的问题，还存在着很多国家没有的独特问题，那么这些思想大家为什么依然看好中国呢？

　　樊美筠  不久前在自己寓所与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研究会理事长、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冯俊教授的谈话中，柯布博士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解释了为什么自己看好中国。他列出了下列三点理由：首先，中国还没有完全变成一个富豪掌权的国家，中国政府说话还依然有份量。其次，中国的传统文化，尽管被压抑了近一个世纪，但依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近年来中国政府提出的“和谐社会”概念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传统在发力的结果，也就是说西式的现代性如西式极端个人主义之类的东西在中国是没根的，容易被清除掉。再次，也就是最重要一点，是中国人民懂得巨大的社会变革是可能的。中国目前的现代性还不是最坏意义上的现代性，中国的现代化尚未最终定型，中国还有机会调试自己，独辟蹊径，走出一条自己的新路。因为中国是《易经》的民族，深谙“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和以之为基础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能够被中国人民所接受。

　　贾卫列  过程哲学家与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呼唤对中国文化保持一种真正的敏感，但是对中国文化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像怀特海这样的西方思想大师的发现，你们怎样看待这一问题？

　　王治河  因“对传统的虚无主义立场”，“第一次启蒙”视中国传统文化为“垃圾”，基本采取了全然抛弃的态度。这使“第一次启蒙”成为“断根的启蒙”或“无根的启蒙”。而现在过程哲学家与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通过强调对“他者的尊重”，而帮助我们重估传统，重新发现它的殊胜与璀璨，对此我们应该心存感激。按照英国创意大师菲利普·多德的说法，外国人对中国文化价值的欣赏，恰好是中国人了解自己文化价值的捷径。但完全回归传统也不是“第二次启蒙”的本意，面向世界和未来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的转化，才是“第二次启蒙”的题内应有之义。但在借鉴西方先进文化基础上实现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进而达到文化自尊和文化自觉，则还要靠中国人自己。因此，与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浓郁的“第一次启蒙”一边倒，只拥抱西方文化不同，“第二次启蒙”则既向东方开放，也向西方开放。它是东西最优秀智慧的创造性整合。

　　贾卫列  后现代“尚和”文化主张“和者生存”，那么你们认为后现代的“尚和”与中国传统的“尚和”的异同是什么？具体到农业领域，你们在构建后现代农业中提出“以小为美”是其理想模式，这种理想模式比我们正试图挣脱的传统务农方式优越在什么地方呢？

　　樊美筠  过程哲学认为，真正的“善”产生自相互关系中。“等级森严，男尊女卑”、“儿子见到父亲就发抖”的大观园，尽管“秩序井然，景色旖旎”，但毕竟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和谐”。我们所需要的和谐是“动态”的和谐，是“创造性”的和谐，是“自我充分发展，社会充满情义”的和谐，是“自我与他者并茂共荣”的和谐。

　　王治河  具体到后现代农业，就是要积极发展与大地的和谐关系、邻里的和谐关系。今天看来，现代农业也就是现代工业农业或者称西式农业，是不可持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农业所带来的短期高速增长的生产能力曾令世界惊喜，但由于其竭泽而渔式的生产方式，其发展的局限和蕴含的危机日益凸现出来。现代农业的危害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对大地的伤害，二是对农村社会共同体的破坏。前者体现在农药、化肥、农膜等农用化学品的过量使用所导致的青山绿水的消失和白色污染的弥漫，后者则表征为农村“空心化”现象的出现。

　　后现代农业推重有机农业或自然农耕，不是要把农民硬性绑在土地上。而是要把广大农村创造性地建设成一种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民尊重型、社区繁荣型、审美欣赏型的“五型”后现代的新农村。使农民安居乐业，活的有尊严。

　　按照西方主流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给中国开出的药方：“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最快的解决方案就是把农民从农村弄出来，让他们在城里干高收入的工作。”且不说需要多少个巨无霸城市来接纳这些农民，就是所谓“高收入工作”也是欺人之谈。难道让男的在城里做一辈子建筑工，女的干一辈子保姆吗？这样一种迫使失地农民变成城市贫民的做法显然是不厚道的。相比较而言，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后现代的“小而美”的“有机农耕模式”则是厚道的，它不仅能给人以归属感，而且可以为农民提供自由发展的空间。河北省安金磊可谓这样一种“新型后现代农人”，他承包的40亩土地，从来不施化肥、不打农药，甚至不浇地。他的理念是：自然的土地就是最科学的土地，也是最实用的土地，更是最干净的土地，长出的庄稼当然也是最好的，而过多的人为干预，就是对土地的破坏。他将种田变成享受快乐的过程。他说：“我们干农活儿时就是农民，画画的时候就是画家，作诗的时候就是诗人，我们参天地的时候就是冥想家，讲所谓生命的规律的时候就是哲学家，什么都能做，都具备。”

　　贾卫列  中国思维是一种过程思维，西方思维是一种实体思维，这种中西思维的差异造成了中西对话的艰难，但是现在的中国也深受现代性的洗礼，在某些地方甚至会表现的比西方更西方。那么过程哲学与建设性的后现代试图与之对话的那个东方现在还存在吗？难道它不是一个已经逝去的东方吗？

　　王治河  在现代性的洗礼下，中国在某些方面的确比西方更西方，如江河水系的污染情况已经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抗生素人均消费系美国人的10倍，奢侈品的消费更是令许多发达国家自叹不如，但说“东方”（这里具体的讲就是“传统的中国”）已成往事则不是事实。汶川地震后国人对“范跑跑”的纷纷谴责，“小悦悦事件”发生后全社会对18个路人的冷血所发出的强大的讨伐之声都在说明我们的道德底线还在，中国还没有被现代性完全缴械。现代个人主义还没在中国完全扎根，也仅仅在表层上影响着中国人。如果说建立在现代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第一次启蒙是“缺德失道”的话，那么基于后现代“依存哲学”的第二次启蒙则是重德厚道的。它主张“设身处地”、“推己及人”，推重“感同身受”。在这种意义上它是一种道德启蒙。这使它在华夏大地找到了肥沃的土壤，也注定了它的有根性。因为素有礼仪之邦的中国自古就有着助人为乐的传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这些关爱他人的珍贵美德已经沁透到国人的血液中了。尽管因西式现代性的强力打压，特别其“对他者的种族主义立场”和“对传统的虚无主义态度”，百年来这些珍贵品被遮蔽了。神州大地所处处涌现出的宝贵爱心和所释放的巨大善意，则昭示着我们的道德之根还在，中国人血管中还依然流着道德的血液。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第二次启蒙”注定在华夏大地有一个灿烂的未来！

　　贾卫列  在《第二次启蒙》里，你们认为由现代化向后现代的转变亦即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根据我的理解，生态文明是人类在适应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建立的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请问你们是怎么理解“生态文明”的？

　　樊美筠  “生态文明”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它是对工业文明的超越。持续长达300年的西方工业文明，按照潘岳博士的说法，是以无限获取利润为动力、以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为制度、以建立在工商业和金融业上的城市为载体的文明，它在创造了空前的物质文明和社会财富的同时，也消耗了亿万年的自然储备，带来了不可克服的经济危机和全球生态危机。因此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如果继续走西方工业文明的老路，只能是死路一条”，因为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的基础比西方还要差很多，再走下去不仅影响世界和谐，还会造成内部不和谐。因此时代呼唤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全面和谐的生态文明。

　　与工业文明不厚道相比，生态文明以“尊重他者”作为它的核心价值观，因此是一种厚道文明，这包括对自然的厚道、他人的厚道、非科学的厚道。

　　贾卫列  《第二次启蒙》从消费主义等方面论证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人“异化”、“机械化”、“工具化”、“单向度化”等方面的批判仍然适用于今日的中国，因此，你们认为对中国读者来说，后现代对现代性和现代生活方式的批判以及后现代生活方式的倡导具有十分紧迫的现实意义，但是西方300年的现代化工业进程，在中国被压缩在30年里完成，这也造成了中国遭遇的新问题，比如传统、现代、后现代在短时间里的跳跃与裂变会不会导致价值的混乱与失范？如何来解决这一问题呢？

　　王治河  这的确是个很重要的现实问题，我们的应对方略是倡导“有根的教育”。众所周知，现代教育是一种“无根的教育”。所谓“无根的教育”是指与自然、社会、传统和实践相脱节的教育，它是现代个人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物。机器是没根的，也不需要根。而生命之物则是离根不活。现代教育由于机械思维的君临天下，在根底上是无根的，因为它割断了学生、学校和教育与自然、社会、传统和实践的血脉联系。它使得教育出来的学生失去了深邃的归属感。用过程教育家欧尔的话说就是：“现代世界摧毁了对一个更大秩序的归属感。恢复这种归属感应该成为后现代世界的基础。”在中国，在以全盘西化为基础的反传统主义声浪中，这种无根教育思想得以广泛传播。在全面移植西方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制度的同时我们成功地抛弃了中国人古老的“大学之道”以及其背后支撑的文化价值体系。

　　而后现代的有根教育因对差异的尊重和对他者的开放，十分看重各个民族的传统智慧。在生态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信仰危机日益加剧的今天，人们越发感到传统智慧的珍贵。从中国“敬天惜物，乐道尚和”的生态智慧和生存智慧，到孔子的仁者爱人；从“在明明德”的“大学之道”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的《朱子治家格言》，无一不是有根教育的经典。因为它们是先民智慧的结晶，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所系，是文明大树之根。

　　在主张敬畏自然，珍贵传统的意义上，有根教育在根蒂上也是一种“感恩教育”。有了这种教育，人就不会像浮萍似的随波逐流，而会活的有底气、有尊严。

　　贾卫列  在《第二次启蒙》这本书中，你们认为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变是一项巨大的任务，它包括思想、政治、经济到公共政策等一系列根本性的转向，但你们的书似乎更侧重思想方面的阐述？你们认为后现代能否建构一套完善的制度与模式来替代现代性的制度与模式呢？